谢安听毕，缓缓点了点头。
  公元360年，谢安接受桓温聘请，加入桓温幕府。谢万一年后病死，谢安成为陈郡谢氏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
  政敌之间
  桓温攻下洛阳后的第五年，公元361年，东晋第五代皇帝——年仅十九岁的司马聃（dān）驾崩。由于司马聃到死没生下儿子，皇位只好传给他的堂兄弟——时年二十一岁的司马丕。司马丕是司马衍长子，即是当年何充想立没立成的那个婴儿。
  司马丕自坐上皇位，就不知着了什么魔，整天拿仙丹当饭吃，一门心思想得道升仙。现代人都知道，所谓的仙丹，富含水银等多种重金属，他这么作死能不能得道不知道，但升天是肯定的了。
  仅仅过了四年，司马丕即一命呜呼。他也没儿子，于是，皇位又传给了他的胞弟司马奕（司马衍次子）。司马奕年仅十四岁，基本也是个摆设。皇太后褚蒜子身价飙升，成为三朝皇太后。朝政大权则依然掌握在会稽王司马昱手中。
  司马昱论辈分是司马聃、司马丕、司马奕三届皇帝的叔祖。这些年，他始终把遏制桓温当作头等大事，并相继扶持了好几个东线统帅。可是，这些东线统帅没一个靠谱，更不乏像殷浩这样被桓温弹劾赶下台的。眼看东线统帅立一个倒一个，司马昱面对桓温越来越弱势。不过，由于士族全都支持司马昱，司马昱在朝廷依旧拥有最大话语权。而桓温虽然接连斗垮了多任东线统帅，却始终没机会把手插进东线。
  为什么士族会支持皇室抗拒桓温呢？这里要介绍一下东晋的政治形态——门阀政治。
  门阀政治的特点是士族掌握政权。士族秉承着一个理念——避免任何政治动荡，尤其是改朝换代。倒不是说他们对司马氏有多忠心，而是因为皇帝徒具虚名，这对他们而言是最好的时代。
  如果把东晋比作公司，皇帝充其量算个占小股份的法人代表，司马昱算手握稍多股份的ceo，而建邺的几大家族——琅邪王氏、太原王氏、颍川庾氏、高平郗氏、陈郡谢氏则掌握绝对高额股份。可能有人会问，在王导、郗鉴、庾氏兄弟死后，这几大家族的权势应该业已衰败，为什么仍能左右政局？国家的股份又到底是什么？爵位？食邑？这只是浅层次的表现形式，真正决定他们股份比例的，乃是无形的政治影响力。
  如今，占据董事会大半席位的几个股东发现子公司负责人桓温有反吞母公司的危险，肯定要联起手来枪打出头鸟。
  再说桓温。他自收复洛阳后，隔三岔五就跟朝廷提议迁都。朝廷为了让桓温消停，唯有不断给他加官晋爵。由此，桓温得到大司马、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扬州牧、录尚书事、假黄钺一系列官衔。
  桓温唯一的追求就是北伐中原，建功立业。然而，在经历了十几年的权力角逐后，他的心态和价值观不知不觉发生了改变。而今，他已年过半百，再也不是曾经那个心无旁骛只想北伐的人，他仍然渴望北伐，但同时，他也越来越渴望最高权力。
  桓温和朝廷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紧张。
  本来，桓温既已是都督中外诸军事（执掌中央军权）、录尚书事（监管尚书台政务）就该入朝辅政。但对这个问题，司马昱前怕狼后怕虎。不让他入朝吧，保不齐哪天桓温狗急跳墙就能率大军把建邺给围了。让他入朝吧，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心里更发毛。而处在桓温的立场，他一样对这个问题拿不定主意。入朝辅政无疑会让自己的权威更上一层楼，但要跟建邺那几大家族左右周旋，实在不是自己的强项，而且更得时刻防着政敌刺杀。
  公元364年7月，司马昱硬着头皮让桓温入朝。桓温则硬着头皮拒绝。司马昱一看桓温不敢来，反倒壮起了胆，两个月后，他再度催桓温入朝。桓温前思后想，这回竟一口答应下来。可桓温刚上路，司马昱又怕了，赶忙下诏阻止桓温。
  桓温半路上接到朝廷禁止其入朝的诏书，便在赭圻（今安徽省芜湖市西南四十公里处）屯驻下来。
  《太平寰宇记》中记载了一个小故事，描述当时的紧张气氛。距桓温驻军的赭圻下游十里处有座江心岛，岛上栖息着很多水鸟。一天，鸟群突然惊飞起来。桓温见状，第一反应是朝廷派兵来攻打自己，全军顿时戒备森严。过了好一会儿，全无动静，大家才知道是虚惊一场。此事过后，这座江心岛遂被命名为战鸟山。
  司马昱让桓温入朝，桓温踌躇不前；不让桓温入朝，又让桓温有了底气。两人就这样小心谨慎地试探着对方的底线。
  公元365年3月，桓温在赭圻住了半年后，继续向建邺进发，最后，他驻军到了扬州姑孰。这里离建邺近在咫尺。
  司马昱闻听此消息，只觉汗毛倒竖，他不知道桓温到底要干什么。经过一番考虑，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亲自去拜会桓温，亲眼见见这个和自己斗了十几年的政敌。有什么话摆在台面上说，什么问题都能谈。
  二人会晤的地点，一不在建邺，二不在姑孰，而是选择在建邺和姑孰之间，位于长江中的洌洲岛（今安徽省马鞍山市以西的江心岛）。
  史书中并没记载这两位政敌到底谈了些什么。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事后的结果猜出会谈内容。
  就在司马昱见过桓温回京后，朝廷马上任命桓温三弟桓豁为荆州及扬州义城、雍州京兆都督，兼荆州刺史；五弟桓冲为江州及荆豫八郡都督。至此，桓氏家族及亲信包揽了帝国西部各州兵权。那司马昱又换来了什么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到第二年冬天，司马昱官拜丞相，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
  实际上，西部各州本就在桓温势力范围内，朝廷也本就在司马昱控制中。二人此番会谈，简要言之，即是进一步稳固己方权力，并相互得到政敌的口头认可。
  政治对冲
  扬州姑孰，这里是桓温驻军的地方。四十年前，著名权臣王敦曾在这里威震朝廷，兵败后被埋葬于此。
  桓温特意去看了王敦的坟墓。他一边手抚墓碑，一边用低得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感慨道：“可敬可佩啊！”他毫不掩饰自己对王敦的仰慕，也越来越认同王敦的做法。随后，他又喃喃自语：“如果自己一辈子就这么碌碌无为，死后怕是要被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笑话了……”
  他官拜大司马，手握帝国大半兵权，又一举平定巴蜀，两度北伐，收复故都洛阳，却还说说碌碌无为，他到底想要什么呢？毫无疑问，他已开始觊觎皇帝的宝座了。
  这天，在国都建邺，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正五体投地，倾听着朝廷诏命。这人名叫郗超，乃是重臣郗鉴的孙子，时任司马昱幕僚。诏命的内容令他大吃一惊，居然让他转任桓温幕僚。显而易见，桓温不遗余力地笼络郗氏家族，直接挖了司马昱的墙脚。不过，处在郗超的立场上，他在两个政敌之间跳来跳去，心里绝对是七上八下。
  郗超受命出了建邺，却没直接前往姑孰，而是绕了个远，向着扬州腹地的会稽郡疾奔而去。他此行是去找他的父亲——时任会稽太守的郗愔（阴）（郗鉴长子）商议对策。
  父子见面。郗超说明了来由。
  郗愔沉思良久，他没直接回答儿子的疑问，反而讲起了郗鉴的往事：“……想当年，王敦叛乱时，你爷爷只身来建邺，却把大批流民军都留在江北。后来，他离开建邺，又跟朝中王导结盟……那时候他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这才让咱们郗家成为江东一等名门……”
  关于爷爷的故事，郗超早就耳熟能详，但他仍仔细聆听，努力从父亲的话语中找出重点。想了片刻，他沉吟道：“您的意思是咱们里应外合？那么，咱们到底该倾向桓温？还是倾向朝廷？”
  郗愔笑了：“当初，你爷爷只有一个人，不得不在皇室和权臣中选择一边。如今，咱们可有两个人哪。为父是朝廷臣子，为朝廷尽忠天经地义。你是桓温幕僚，帮桓温出谋划策也是本分。今后，我们父子二人各为其主，专心致志！无论如何，郗家都能得以保全。”如果说当初郗鉴玩的是分散投资，那么现在，郗愔郗超父子玩的则是对冲投资。
  郗超恍然大悟，告辞了父亲，起程往姑孰而去。
  公元367年，最新一任东线统帅庾希（庾冰的儿子）被桓温弹劾，遭到罢免。司马昱又提拔郗愔继任东线统帅（徐、兖、青、幽四州及扬州晋陵郡都督，兼徐、兖二州刺史）。郗愔被摆在了桓温的对立面，郗超则一心一意帮桓温出谋划策，很快成为桓温最信任的首席谋主。从此，这对父子为了保全家族这个共同目的，走上了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
  桓温当然不单只是笼络高平郗氏，诸如琅邪王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等名门均在他的关注之内。除了前面讲到的陈郡谢氏族人——谢安外，王珣（王导的孙子，琅邪王氏成员）、王坦之（王述的儿子，太原王氏成员）也相继加入桓温幕府。
  这几大家族始终秉承着一个理念——在不得罪桓温的情况下，尽一切可能避免改朝换代的事发生。
  变数
  东线统帅郗愔坐镇的京口，经他爸爸郗鉴数十年经营，聚集了几十万北方流民，多年来，京口的流民军一直是帝国东线最强的武装力量。而且，东线统帅虽然像走马灯一样来来去去，但郗氏家族与这支流民军一直没断了联系，且始终保有强大的间接控制力。
  桓温极想把这支流民军收归自己麾下，眼下，他虽顾及郗超的面子没直接为难郗愔，但也多次跟郗超流露出想拿下东线兵权的意思。郗超对此心知肚明。
  公元369年春，桓温命令东线统帅郗愔、豫州刺史、袁真、江州刺史桓冲筹备北伐前燕事宜。
  桓温的本意是希望袁真和郗愔能知难而退，主动交出兵权，可没想到这二人装糊涂，信誓旦旦向桓温陈明北伐决心。二人看似配合北伐，对桓温而言，恰恰是不配合。
  袁真的事暂且搁下不提，只说郗愔。他接到命令后，当即给桓温回了封信。
  信先传到郗超手中。郗超拆开观看，只见信中写道：“在下即刻率徐兖大军北上，誓与桓公齐心协力共辅社稷。”
  郗超心里咯噔一下，他暗想：桓温垂涎徐兖兵权已久，可父亲却说要亲自率兵，毫无让权的意思，这肯定会得罪桓温。旋即，郗超模仿父亲的笔迹，重新替郗愔写了封信。信是这样写的：“在下本非将帅之才，身体又常生病，不堪军旅之事。希望桓公能奏请朝廷让在下回家养老，东州兵权可由桓公自领。”
  郗超将伪造的信笺送给桓温。桓温看毕，大喜过望。
  5月，丞相司马昱二度离开建邺，秘密会晤大司马桓温。之所以称密会，是因为这次会晤并不见之于史册，仅在南朝时一本关于修道的书——《真诰》中有只言片语的记载。
  关于会晤的内容，书中只提到桓温与司马昱约定5月18日出师。但不言而喻，桓温肯定把那封郗超伪造的信笺甩给了司马昱。司马昱看毕，无言以对，只好让郗愔回去做了会稽太守，并让桓温亲自担任徐、兖二州刺史。经过这么多年的斗争，桓温终于成功把手插进东线，而最令他兴奋的，当属得到了素以彪悍著称的京口流民军。这个时候，唯有豫州刺史袁真非自己嫡系，但桓温确信，拿下袁真已为时不远。
  然而，表面上看似一切顺利，背后却波涛汹涌，不久后，豫州刺史袁真和会稽太守郗愔都将成为桓温最大也是最不可控的变数。
  郗超本以为桓温喊出北伐口号只为借机拿下东线兵权，但没想到桓温是来真的。他心里不由得一揪，力劝桓温道：“此行路途遥远，汴河水又浅，漕运不畅，很可能导致大军断粮。下臣建议先不要北伐。”他这么说，是因为他知道很多桓温不知道的内情，不过，这些内情他没法跟桓温明说。
  桓温不听。
  与此同时，桓温的另一位重要幕僚——谢安意识到，无论此番北伐成功抑或失败，都免不了引发一场大乱。于是，他果断向桓温提出辞职。桓温挽留不住，遂外派谢安做了吴兴太守，算作插进扬州腹地的棋子。不过，他并不确定，真要到出事的时候，谢安能否帮自己。
  大概是因为要安抚徐、兖二州新兼并的军队，桓温原定5月18日出师的计划不得不往后拖延。
  5月22日，桓温一切筹备停当，亲率五万大军从姑孰北上，他气吞山河，誓要一举吞并前燕慕容氏。出发当日，所有朝廷官员都来为桓温送行，整个建邺万人空巷，场面极其壮观。可是，就在这一片歌功颂德、预祝桓温凯旋的欢呼声中，公卿却各怀鬼胎，他们并不在乎黄河以北能否被收复，他们只是担心如果桓温真的大获全胜，那晋室江山可就要改姓了。
  粮食？粮食！
  7月，一支连绵数百里的庞大舰队由长江出发，沿着淮河、泗河支流一路北上。行驶到金乡（今山东省济宁市西南三十公里处的金乡县）时不巧赶上大旱，往北的河道全部干涸。
  郗超的话不幸言中，但桓温没有退意，他派人开凿出长达三百里的运河，将大汶河和微山湖一带的水引入清水河，然后从清水河直通黄河。
  运河开凿完毕，不仅桓温的舰队能抵开进黄河以北，漕运更有了保障。看起来，郗超的担心是多余了。可是，郗超仍顾虑重重。他再次劝桓温道：“虽然开凿出清水河，但漕运还是难以保障。如果敌军坚守避战，我方粮草供应又出现问题，形势堪忧。”
  桓温完全不理解，运河已然畅通，为什么郗超还要如此担心粮食问题？
  “漕运的事不用太操心，你还是多想想怎么破敌吧！”
  郗超知道桓温并没参透自己话中的深意，只好提出了两种作战方案：“其一，率全军渡过黄河，单刀直入，直取燕都邺城。如果敌军望风逃回辽东，我们占据邺城即大功告成；如果敌军出战，我们可一战定胜负，速战速决；如果敌军据守邺城，我们就扫荡邺城周边的农田补充军粮。
  “其二，如果您觉得此计冒险，也可以屯兵黄河、济河一带，牢牢控制住漕运，等储备足够的粮食，到明年夏天再行进兵。虽然有点拖延，但成功的把握更大。”
  郗超这两种方案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用更直白的方式解释一下：要么速战速决，渡过黄河去抢邺城周边的粮食；要么耗一年，在黄河以南储备粮食。总之，千万别过分依赖后勤。
  如此，我们应该看出些苗头了。郗超开始提漕运只是借口，他心里很清楚，无论有没有漕运，军粮供应一定会出问题。但这意思他为什么不跟桓温直说呢？在不久后，我们就能明白这其中的内情。
  纵然我们知道郗超的真正想法，也无非是事后诸葛亮，而当事人桓温则全没领悟。这些年，他已储备足够多的军粮，又打通了漕运，在他的概念里，军粮供应是绝对没问题的。另外，桓温在伐蜀和北伐关中两场战役中总结出了两条经验：第一，不能冒进；第二，不能指望敌区军粮（当年前秦坚壁清野，致使桓温收割关中粮食的希望落空）。而郗超提出的两条方案，一个太冒进，一个又太保守。最终，桓温自己定了个折中方案——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随后两个月里，桓温取得节节胜利。
  前燕部署在黄河以南的多个地方官举城投降；前燕将领慕容忠在湖陆（今江苏省徐州市西北三十公里处）被俘；傅末波在林渚（今河南省新郑市西南十公里处）溃败；慕容厉二万主力军在黄墟（今河南省开封市东五十公里处）全军覆没。前燕皇帝慕容暐被迫向前秦割地以求援助。
  10月，前秦接受前燕的条件，派出二万兵攻向颍川，但这支军队并没跟桓温开战，只等着坐收渔翁之利。
  10月27日，桓温渡过黄河，抵达枋头（今河南省鹤壁市南十五公里处），并在黄河北岸徐徐蚕食前燕势力。
  正当前燕危在旦夕之际，前燕官员申胤却说出这样一番话：“桓温看起来势不可当，但这恰恰是晋朝臣子最不愿看到的局面，他们肯定会暗中破坏桓温北伐。而且，桓温大军深入敌境，不求速战速决，反而以持久战步步为营，一旦军粮供应出了问题，必不战自溃。”
  申胤这番见解与郗超如出一辙。
  这时候，桓温军中最大的变数之一，豫州刺史袁真突然出了状况。袁真在石门（今河南省荥阳市附近）战败，导致石门失守。这里是晋军漕运命脉。紧接着，前燕派出五千兵完全截断晋军粮道。
  粮食供应果然出了问题。晋军士气开始下降，此后数战，桓温败绩连连。
  11月4日，桓温军粮告急，不得不下令撤军。此时，水路已经被前燕阻断，桓温只好将战船付之一炬，从陆路返回。
  就在桓温撤军的途中，前燕宗室名将慕容垂亲率八千骑兵远远地尾随其后。他并没有马上发起追击，而是耐心地等了几天，直到桓温放松警惕才突然发动奇袭。与此同时，前燕将领慕容德也率四千骑兵，协同前秦二万兵一起从侧翼夹攻桓温。晋军战死近四万人。
  12月，桓温撤回山阳（今江苏省淮安市），他多年积累的军队几乎损失殆尽。
  桓温心里只有无穷无尽的恨。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上疏弹劾袁真石门战败之责。
  袁真不甘示弱，也上疏弹劾桓温，双方针尖对麦芒。结果，朝廷不敢得罪桓温，对袁真的弹劾状视而不见。袁真一气之下，据守在寿春城，投降了前燕。
  乍一看，袁真实在太冲动，但仔细琢磨这事，却觉得似有蹊跷。
  首先，袁真在石门战败是不争的事实，就算被桓温弹劾下台，忍几年还有可能复出。可他非但没引咎自责求得宽恕，反而上疏弹劾桓温。袁真为何有这样的底气？或者说，是谁给了袁真这样的底气？某个想坏桓温北伐大计的朝廷公卿？很有可能。事实上，桓温北伐以惨败告终，再加上被下属弹劾，屋漏偏逢连夜雨，这的确是朝廷削减桓温权势的最佳良机。但没想到的是，朝廷畏惧桓温的实力，根本没敢接袁真的话茬儿。而后，袁真看起来比桓温还要窝火，以致举城叛变。他气的是什么呢？或许就是气自己被人当枪使，自己傻了吧唧冲在前头，结果要紧关头朝廷却当了缩头乌龟，还把自己给一脚踹开了。
  桓温第三次北伐的转折点自然是石门失守。倘若没有袁真这事，桓温保住漕运又会怎么样呢？下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江东最大的粮食供应地——会稽郡，看看桓温北伐的另一大变数——郗愔身上发生的事。
  就在郗愔被桓温夺去兵权转任会稽太守后，会稽郡发生了两桩极诡异的事。
  据《晋书·五行志》记载，这年夏天，会稽郡山阴县发生特大火灾。大火殃及粮仓，致使几百万斛米被烧得一干二净。史书更像煞有介事地说：这是上天不愿见到桓温威逼皇室，故物极必反，阴阳相克所致。同样是这年夏天，同样是会稽郡，老百姓在修缮山阴粮仓时竟从土里刨出两艘船，船舱中满载钱币。官府得知，马上派兵看守，打算将这笔意外横财收归国有，不想第二天，两船钱币统统不翼而飞。
  被官兵监管的两船钱居然凭空消失，这其中有什么内情？而烧掉几百万斛米的大火究竟是天灾还是人为？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作为桓温军资的重要供应地——会稽郡损失巨额钱粮，可事后，太守郗愔并没受到任何处分。从而，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就算桓温保住石门漕运，后面还是会冒出各种莫名其妙的天灾人祸，让他的后勤出现状况。
  到这里，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郗超反复提醒桓温关注后勤供应，却又言之未尽，不把问题讲明白。毫无疑问，他的爸爸郗愔正身涉其中。
  真正的敌人
  桓温从这次战败中似乎嗅出了些味道，他并不相信石门失守只是一次单纯的战术失败，他更不相信袁真背后没有其他人暗中指使。不过，纵然北伐以惨败收场，但桓温仍手握东晋帝国近乎全境的兵权，他极有可能因咽不下这口气跟朝廷翻脸。
  对于朝廷而言，最危险的时刻到了。
  北伐失败的这年年底，丞相司马昱为安抚桓温，决定第三度去拜会桓温。双方约见的地点定在桓温驻地与建邺中间的涂中（今安徽省滁州市）。
  桓温先一步来到会谈地点。他一边等司马昱，一边对幕僚王珣（王导的孙子）言道：“你不是一直想看看丞相长什么样吗？他一会儿就到，你可以留在这儿跟我一起见他。”
  须臾，司马昱赶到。这回，他并非只身一人，而是带着尚书仆射王彪之（王彬的儿子，王珣堂叔，琅邪王氏族人）同来。
  关于他们谈判的内容，史书中照例没有描写，但司马昱回朝后即任命桓温长子桓熙为豫州刺史，直接取代了已经叛变的袁真的官职。
  近五年来，两个政敌总共进行了三次会晤。每一次，桓温总能换来一部分地方实权，至此，他已经控制了东晋帝国全境的军政大权。司马昱则得到了桓温不向朝廷动武的口头承诺，其他基本就没什么了。
  会谈结束后，桓温问王珣：“你这回见着丞相了，你看他是个怎样的人？”
  王珣答道：“丞相眼神清澈，气宇轩昂，桓公更是万民所望，不然，王仆射（王彪之）怎能一句话都不说，甘于居后呢？”
  桓温笑了笑。突然，他脑子里一个闪念，猛地想到了些什么。王彪之真是甘于居后吗？桓温通过三次与司马昱谈判已渐渐看出，司马昱其实早就向自己屈服，但之所以一直保持政敌的立场，乃是因为被那几大家族怂恿，才骑虎难下。
  换句话说，这二十多年里，和自己斗的根本不是司马昱，而是以琅邪王氏、太原王氏、颍川庾氏、高平郗氏、陈郡谢氏等名门为首的庞大士族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