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笔记本
  1
  当陈振声付出支票，从店员手中接过一个小小的锦盒，再度揭开盒盖凝视时，内心充满了幸福和感激。盒子里深蓝色的丝绒底座上，稳稳当当地嵌着一只钻戒，两个克拉的上好的火油钻，像万花筒似的闪烁着千百种异彩，衬着精巧的镶工，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完美无疵的，就像丹珍一样，也似乎唯有丹珍那双美丽而灵巧的手，才配戴这样一只钻戒。
  他知道，丹珍一定会喜欢这件庆祝他们结婚十五周年的礼物。然而他也知道，她所重视的是他寄附在这件礼物上的历久弥坚的爱意。十五年来，她给他的东西太多了，温暖的家，聪明茁壮的儿女，温柔体贴的照料，比这更大的钻戒——让他拿来作为从商的资金，甚至于还有他的生命。在一无缺憾的生活中，有时会产生出很傻的念头，他惴惴然怕过多的幸福会让他承受不住，所以遭遇一些小小的打击，譬如生几天病或者一笔生意做得不太好等等，反而可以使他心安理得，甚至于有一次失窃，他执着于“财去身安”这句可笑的俗语，几乎都不想报案。
  当然，凡是能够让他为丹珍尽一分心意来博取她的欢心的任何机会，是他从不忽略的。因此，早在三个月之前，他就在为将于下个星期来临的结婚十五周年纪念筹划庆祝的节目。他建议到日本去做一次休假旅行，但好客的丹珍情愿请几个好朋友到家里来分享他们的快乐。于是，他把准备去日本度假的费用，移来买了这只钻戒。丹珍并不知道他的打算，他故意瞒着她，为的是好让她得到意外的惊喜。他想象着夜阑人静，在灯下把这个钻戒套到丹珍手指上去，比十五年前在上海金门饭店的礼堂中表现同样的动作时将更感到甜蜜。
  他很仔细地把那锦盒放进口袋，在店员殷勤的道谢之下，出了店门。坐上汽车，按照预先计划好的路线，去拜访几个好朋友，当面邀请他们参加他和丹珍的庆祝宴会。
  走到第五家，已是上灯时分。他的一个患难之交，也是个很成功的商人吴沛炎留他吃晚饭，他起先不肯，但吴沛炎说是有话跟他谈，才留了下来。
  饭后，吴沛炎把他带到他的小书房里，关上房门，轻轻地说：“孙志华昨天从香港回来，他在香港遇见一个人，你恐怕猜不到。”
  “谁？”
  “杨毅！”
  “杨毅？”
  这个名字就像一把利斧，轻易地砍落了他的记忆之门的锁，也将砍落封藏着神秘答案的箱子的锁。
  “他刚从大陆出来。”吴沛炎说。
  “那是当然的，以私人的立场，我们可以帮他的忙。但是，他到底是不是清白的呢？”
  “据他自己说，他是清白的。”
  “他怎么说法？”
  “他说，当天上午，他照预定的时间打电话给你，发现对方把听筒拿了起来，可是并不说话，似乎在等他先开口的样子。这跟平常和你通话，由你先问的习惯不同，他就警觉到形势不好，把电话挂了。回家的时候，在弄堂口碰到房东的孩子，告诉他，说有两个人在家里等他，他就没有回家，买了一张车票到镇江，转扬州回如皋老家。以后大病了一场，始终没有办法跟大家联络。”
  “就那样简单吗？”陈振声问。
  “似乎是的。”吴沛炎点点头。
  “那么，到底是怎么出的事呢？孙志华问他没有？”
  “当然问了。他发誓说他不晓得。”
  “这就怪了。”
  “不过他分辩的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他说，如果是他告密，抓进去的不应该是这几个人。他所掌握的‘关系’都好好儿在那里。”
  “照这样说，应该——”他突然顿住了，就像暗夜里穿越崎岖的小路，突然警觉到前面将有失足的危险，而猛然驻足一样。
  “你怎么不说下去？”吴沛炎问。
  “我得好好想一想。”他敲敲脑袋，软弱地答说。
  2
  陈振声记起了他失落了的笔记本。
  他清楚地记得，十七年前在上海，当他获得第一份职业，开始工作的第一天，就买了那一本纸张粗劣、看起来一点也不惹眼的小笔记本。跟他的职业一样，替一个在汪伪政府做“司令”的王家当私人账房，都是卑微不足道的。
  但在卑微的表面之下，他有着深深感到光荣的内容。在王家，他获得了许多珍贵的伪府军事调动及“要人”行踪的情报。在那本小笔记本里面，琐碎的、看来像是私人的零用账之中，隐藏着极其机密的联络讯号。
  他住在王家，表面的工作非常清闲，唯一的干涉来自丹珍。丹珍跟王家是亲戚，她的父亲是金融界的巨头，跟伪府的要员有很密切的往还。因为如此，他不大愿意理她，但丹珍总是找机会跟他接近，光是设法推拒她的层出不穷的约会，就得花费他不少珍贵的时间。
  然后有一天，他被捕了。
  那是晚上十一点钟的时候，他正要上床，听差来喊他，说“司令”请他有事商量。
  去到客厅，看见“司令”板着脸一语不发，另外有两个不相识的彪形大汉，一个守住门口，一个站在“司令”身边，左手叉腰，衣襟被掀了起来，裤腰上插着一把手枪。从他的脸型来看，显然是一个日本人。
  一看这情形，陈振声完全明白了。但是，他非常镇静。
  “陈先生，你好好跟他们去！”
  陈振声点点头。“让我去换件衣服。”他说。
  “不必了。”
  那两人左右挟持着他，上了预先停在门口的汽车，往虹口一带疾驰而去。
  在车中，陈振声一言不发。他知道这时候最需要的是冷静。他平日的工作，做得非常“干净”，在他卧室里是搜不出什么来的，唯一的麻烦，是随身携带的那个笔记本，刚才他要求回卧室去换衣服，用意即在想办法弄走那个笔记本。现在仍旧得想办法，一定得想办法……
  “对不起，有火柴吗？”说着，他伸手到口袋中去，表示他是在掏烟盒，事实上他想把笔记本夹带出来，再找一个空隙藏到什么地方去。
  但等右手一摸到左襟的夹袋，他禁不住大吃一惊，片刻不离身而且永远放在那个口袋里的笔记本，此刻竟不在身上！
  会到哪里去了呢？仔细想了一下，今天一早还检视过，下午天气太热，曾把上衣脱下来挂在衣架上，但自己始终没有离开办事的屋子，似乎不可能有人会来偷他的东西。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到底是怎么掉了，现在没有工夫去研究，要研究的是，可能落在什么人手里。
  这不外乎两个结果，一是有人蓄意来偷他的笔记本，那么，今晚上被捕，就是必然之事；一是无意中失落，恰如塞翁失马，消除了唯一的“罪证”，出现在面前的将是一条生路。
  于是，他将原来准备从容就义的想法改变了，除非他们拿得出证据来，他将不会承认什么！
  果然，他们拿不出证据，陈振声的信心一天比一天增加，咬着牙关忍受笞挞及疲劳讯问。大约半个月以后，非常出人意料地，竟被允许接见来探问他的人。这个人，是丹珍。
  “你好吗？”丹珍眼圈红红的，可是嘴角上挂着比哭还要令人难受的笑容。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他说。
  丹珍对监视着的人看了一眼，微微摇头，似乎有不便回答的神气。
  他知道她有许多想问而不便问的话，譬如挨打了没有？挨饿了没有？到底你是不是“重庆来的”等等。于是，深深地投射以感激的一瞥，表示了解和安慰。
  “我们知道你是冤枉的，正在替你解释。你放心，不会有多大问题的。”
  他点点头，仍旧不能说什么，但是心里却另有一种酸楚，不是可怜自己，而是可怜丹珍。
  彼此这样凝视着，加上监视的人的冷眼，陈振声感到空气似乎僵化了，必须得找些话来说，才可以把时间延续下去。
  “维拉该生了吧？”他忽然想出这样一句话。
  “生了，生了三只小狗。”维拉是丹珍心爱的一条北京狗。
  “将来送我一只来喂。”
  “你不早说，让人要了两只去，现在只好把我自己留下的那一只给你。”
  “那何必——”陈振声忽然没有意绪再说下去。生死莫卜之际，居然那样认真地来讨论一只小狗的问题，不是太可笑了吗？
  “喂，喂，时间到了，你该走了！”监视的人吆喝着说。
  丹珍留下了她带来的食物，带走了怅惘不舍的神色。而陈振声却有了许多事可想，在漫漫长夜之中，似乎更感到时间的残酷。
  然而，他真没有想到，他会很快地恢复自由——有限度的，他为丹珍的父亲所保释，并且限制了居住的地区。说得更准确一点，是住在丹珍家里。过去的关系当然是被隔绝了，一方面他知道他被监视着，不许再跟任何他们所怀疑的人接触；另一方面他觉得有不为丹珍父女找麻烦的义务，因此死心塌地守在丹珍家里。不久，他们结婚了。
  婚后，他又比较自由了一些。但是经过那一番波折，原来在一起工作的同志已经风流云散，只有吴沛炎是他能够找到的。据吴沛炎说，在他被捕的同时，有他一个系统上的两位同志也出了事，至今下落不明。此外还有一个杨毅失踪，但是可以确定，绝非被捕，那么他的失踪就很值得让人怀疑了。可能这一次的案子，就是杨毅捣的鬼。
  然而，十六年后的杨毅，亲口否认了！杨毅所说的经过也许牵强离奇，只是谈到“关系”的话，他不能不在内心做冷静的检讨。那两位跟他同时被捕，最初下落不明，胜利以后才证实了已经殉难的同志，是他的“关系”，在那笔记本上，就记载着他们的电话号码。因此，在事实真相无法彻底明了以前，他不能说他毫无责任。
  失落了那笔记本，一直是他内心的隐痛，因为那是工作上不可原谅的过失。而以现在的情况看来，失落笔记本又似乎不尽是一种过失，竟是破坏组织、葬送同志的罪恶了！
  他的远祖是明末的遗民，他的父亲是创造民国的革命先烈，传统的荣誉感在他的血液中沸腾起来。他不安极了，但是他不知道如何来澄清自己的疑虑。
  3
  两天过去，他照照镜子，脸色灰白得可怕。
  这天是星期日，他早就许了愿，要带孩子们到郊外去，丹珍亲自准备好了野餐。但他坐在沙发上老不想动，孩子们一遍一遍来催，最后终于惹得他不耐烦了。
  “吵什么？”他粗暴地骂着，“不去了！”
  孩子们从没见过他这样子，一个个吓得哭了起来。丹珍赶了出来。
  查问原因，陈振声非常懊悔，终于还是开了车子，带孩子们到郊外去玩了半天，但始终提不起兴致来，太阳还挂得老高，就开车进了城，让丹珍带着孩子们去看电影，自己回家休息。
  “振声，”这天晚上，丹珍打发孩子们睡了以后，跟振声坐在一张沙发上，温柔地说，“你这两天神气不好，是不是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心事？”
  他一向不愿意在丹珍面前透露任何足以引起她忧虑的事，但如果她要发现了而来问他，他也一向没有不肯跟她公开的习惯。于是他说：“我也正想跟你研究一下，可是……”他一时不知从何谈起，想了一下才问：“当初老太爷救我，是走的谁的路子？”
  “你怎么忽然问到这个？”丹珍似乎很诧异。
  “当然有道理的，回头我再告诉你。先答复我的话，让我把前因后果好好整理一下。”
  “你不是知道了吗，走的姓任的路子。”
  “他们怎么肯放我呢？”
  “振声，你不觉得你的话可笑？”丹珍说，“自然是因为走了路子，日本宪兵队才肯放你。同时，因为你没有证据落在他们的手里，否则也不会那样顺利。”
  “那么，还有两个人呢？”他自语地问。
  “还有两个什么人？”
  “跟我一个系统上的。”
  “我怎么知道。”
  “你有没有听老太爷说过，他们是怎么发现我的身份的？”
  “没有。”
  “这很奇怪。”他沮丧地说，“我的问题恐怕没有办法解决了。”
  “到底什么问题，你还没有告诉我。”
  于是，他把他的疑虑都告诉了丹珍。
  “哪有这种事？”她用一点都不相信的语气说，“你真是自寻烦恼。”
  “你不了解它的严重性。”他摇摇头说。
  “事情都过去十年了，有什么严重不严重！”
  “话不是这么说，良心的责备，往往比法律的制裁更厉害。如果说那两位同志是由于我的过失而送了命，你设身处地替我想一想，晚上能睡得安稳不？”
  这天晚上，随便丹珍如何劝解安慰，陈振声都听不进去。而从此以后，这个可爱的家庭，也就覆上更浓的阴影。他很明白他在家庭中的地位，就像钟表上的发条一样，丹珍这个家庭中的主轴，是要靠他来推动的。他也知道这种黯黯不欢的生活态度，足以造成停摆，然而他只有歉然之感，却无力振作起来。
  4
  结婚十五周年的庆祝宴会，在勉为欢笑的情况下进行，让陈振声感到非常吃力。送走了最后一位客人，他就一言不发回到卧室，留下丹珍一个人在客厅里，指挥女工收拾残局。
  他一个人在静静研究吴沛炎和孙志华的态度，似乎他们两个人都相信了杨毅的话，只是事隔多年，而且以志愿地下工作者的身份，早已脱离了原来的“关系”，好像不愿多事而已。
  越是这样，越让他感到难受。他倒真愿意时光倒流，回到当年的环境让他自己请求交付调查，确定了他的无心之失，接受应得的惩罚，反可释然于怀。
  “睡了吗？”他听见丹珍在问。
  “没有。”
  “怎么不开灯？”
  他懒得回答。灯光突然亮了，他觉得非常刺目，抬起右手遮在两眼上。
  “唉！”丹珍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今天吴太太、李太太都悄悄儿问我，说你怎么了？你到底怎么了？”
  “我也说不上来。”
  片刻的沉默以后，丹珍以一种异乎寻常的郑重语气说：“我问你，如果你知道了那本笔记本，只是无意中失落，并没有害了你的同志，你就可以安心了，是不是？”
  “是的。”他说，“问题就在没有办法确实证明。”
  “可以的。”她说。
  “怎么？”他很敏捷地一挺身坐了起来。
  “我告诉你，那本笔记本是我拿了。”丹珍很庄严地说。
  陈振声的一颗心，几乎像要跳出胸膛以外。风韵依然非常迷人的丹珍，就在这片刻间，在他眼中，似乎化成了青面獠牙的恶魔。然而他到底是曾经受过训练的，知道在这紧要关头，需要泰然并表示同情的态度，才能让她吐露真话，因此，他平静地说：“你说下去。”
  据丹珍说，她的父亲在太平洋战争后，就通过一条有力线索跟重庆发生了联系。这是陈振声在日本投降时就已知道了的。但他不知道，他从前的居停，那位王“司令”也早已输诚。陈振声身份的暴露，是由于有人告密，丹珍相信那个人就是杨毅。
  当时，日本宪兵队责成王“司令”监视陈振声。他们曾经秘密地搜查过他的卧室，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东西，因而也就没有下手逮捕他。不过，他们也发现了陈振声特别重视那个笔记本，相信那里面一定大有文章。
  其后，由于告密的人确切指证，日本宪兵决定要动手了。王“司令”和丹珍父亲商议后，认为如果暗示陈振声出走，反显得无利有弊，还不如先让他被捕，只要没有确切的证据，以他们两人的力量，不难把他救出来。
  于是，剩下的问题就是消灭了那个成为“罪证”的笔记本。这一任务是丹珍自告奋勇，并在王“司令”家的听差协助之下而达成的。
  “这是可信的吗？”陈振声在心里问自己。他似乎觉得知道一个人的秘密愈多，愈难相信这一个人。因为不知道这个人的秘密是否已尽于此。
  “那么，还有跟我同时被捕的那两位呢？他们为什么没有被救？”
  “我不知道。”
  “如果说杨毅告的密，为什么不把他的‘关系’交出去？而被捕的偏偏是我这个系统上的？”
  “你这些话问得好奇怪！”丹珍非常罕有地表现了她的不快，“我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事？我没有地方去打听，也没有必要去打听！”
  “那么我问你知道的事，我的笔记本后来怎么了？交给他们了？”
  “没有！”丹珍很坚定地说，“我觉得我应该替你做些事，也好像那笔记本就是我自己的东西，我应该好好保存它。我准备等你出来以后交给你的，所以我一定不肯交出来，爸爸拿我也没有办法。”
  “但是，”陈振声残酷地微笑着，“你始终没有交还给我，甚至你始终没有告诉过我一句。”
  “那是我的一点自尊心。”丹珍大声地说，“我后来仔细想了想，不愿意你知道我曾经对你有过说起来不太光明的行为，我更不愿意让你以为我是故意市恩求爱。你总该了解当初的情形，像我那样一头儿热，受的是多大的委屈！”
  陈振声有点感动了，就在将要软化的顷刻间，忽然想起一个疑问。“后来，”他说，“笔记本到底如何了？”
  “我还带到台湾来的。”
  “现在呢？拿来我看！”
  丹珍突然脸现窘急之色，期期艾艾地说不上了。
  “拿来我看！”陈振声似乎得理不让人似的，“有笔记本我就相信你的话！”
  “好！”丹珍一跺脚说，“你要逼死我算完！再找！”
  这以后，丹珍就像疯狂似的，把箱子、抽斗、衣橱都翻了出来，一个家搞得乌烟瘴气，好似遭了强盗洗劫一样，到处是衣服纸片什物。陈振声始终就不相信丹珍能找出那笔记本，所以只是悄悄躲在一角，抽烟喝茶，不时拿冷眼瞟着憔悴烦躁的丹珍。
  孩子们大的帮着找，小的失去常挂在脸上的笑容。陈振声非常心疼，然而他实在没有心思去照应他们。
  “妈！我知道了。”丹珍最宠爱的那个男孩，忽然像发现了什么似的叫了起来，“一定是上次叫小偷儿偷去了！”
  “对的！”丹珍眼睛亮了起来，“一定是这么回事！”她掠掠头发，对陈振声说：“好了，你爱信不信！别闹了！”
  陈振声不响，到了晚上，把他的男孩叫到一边，悄悄儿问说：“妈什么时候要你说，我的笔记本让小偷儿偷走了？乖，告诉爸爸！”
  孩子还未及回答，丹珍出现了，脸白得像一张纸。
  丹珍自杀了，留下的遗书只有一句话：“我是无辜的！”
  三个月以后，她的冤屈才获得洗刷。警察局抓住一个惯窃，搜获大批赃物，内中有陈家失窃的东西，通知陈振声去认领。他在她的一件白狐大衣的口袋里，找到了他的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