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邱海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已经有了40年的历史，党中央和党的领导人也提出了很多具有创新性的理念和观点，现在需要我们从习近平同志所提出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高度进行认真的学术研究，力争构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这是中国经济学界面临的非常重大而且非常艰巨的理论任务。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和我们党的理念的角度来看，我们具有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在今天中国的经济学格局当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还处在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我们还面临着强大的西方经济学的竞争。因此，从学术学理的角度看，如何构建一个科学的、具有说服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说，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主流经济学，这个说法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在我国高校经济学教学、学术环境以及社会的公共舆论中，西方经济学影响巨大。所以，作为高校教师，一方面需要对我们党的理论、路线、道路充满信心，但是另一方面，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教育和争取青年学生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全国的学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党的政策方针基础之上，去构建科学的理论体系，去和西方经济学竞争，这是一项责无旁贷的重大任务。本着这样的出发点，我们学界还要进行非常深入的研究和理论探索。从学理的角度来讲，虽然已经出版了一些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专著、教材、论文等，但是，如何构建一个科学的、具有严密逻辑性的、确实能够说服人的、能够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提并论的体系，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政治经济学界的人都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就应该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血统与基因，就不仅仅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还应该从具体的理论、逻辑的方面，都能看出它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考虑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时候，《资本论》就是绕不开的。
  众所周知，《资本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指导地位，而且如何全面、深刻、恰当地在很多具体的方面体现出《资本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意义和价值，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比如，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专著和教科书，多是不太令人满意的，里面没有劳动价值理论，没有社会主义价值理论，没有再生产理论，没有平均利润率理论，等等。我们不是说要照搬《资本论》的逻辑框架和所有理论，但是我们至少应该从逻辑和理论方面让人能清楚地认识到，它确实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以，究竟如何理解和对待《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首先谈一谈对《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整体认识。习近平同志2012年6月19日考察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研究中心的时候说，《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至今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在2016年“七·一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又讲了这句话。那么，为什么《资本论》如此重要？《资本论》的价值和意义当然体现在各个方面，但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它是至今唯一能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抗衡的逻辑严谨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流派很多，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是主流呢？原因很复杂，但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也是逻辑严谨的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资本论》的逻辑之严谨是举世公认的，因此，它是唯一能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抗衡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我们还要认识到另外一点。我们说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为基础，我们就要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里面包含什么内容。《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等于《资本论》, 《资本论》主要是关于资本的理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全部内容。马克思曾经有一个六册结构计划，按照这个计划，他在很多文献、手稿里面研究了雇佣劳动、土地所有权、国家、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等方面的问题，这些也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非常重要的内容。马克思大量论述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些问题，还讨论了关于未来社会的一些设想、猜测、论述，这就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才构成了一个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容。
  今天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现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体现比较多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和理论，但仅仅包含这些内容是不够的，还必须更加全面、充分地运用和借鉴《资本论》以及马克思的所有经济学理论。我们今天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者叫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而《资本论》是研究资本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两者没有关系，更不能认为《资本论》完全不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资本论》当然就是我们取之不尽的理论宝藏，如何把马克思的东西用到极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但是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所以，《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问题，非常值得研究。下面再讲几个具体的理论问题。
  一、《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般都是先谈对象问题，但是现在更应该先谈研究目的，这是因为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首先必须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或者理论任务，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到底要干什么？目的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大家是否都很明确？是否形成了共识？不尽然。从一些学术和思想交流中，特别是从公开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还多多少少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如何把认识明确下来，并且最好是形成一个基本共识，这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毫无疑问，明确研究目的，对于理论体系的构建、理论本身的创设都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从经济思想史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都可以看出来，研究目的的确立对于理论形态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比如，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讲，重商主义经济学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适应商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论证商业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所以提出了重商主义经济学理论。重商主义为什么提出货币就是财富呢？为什么主张大量出口、尽量限制进口？这与当时处在商业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客观需要有关。为什么后来又有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是斯密、李嘉图等人，他们都是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学家。他们为了论证产业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否定了货币就是财富的观点，提出了自由贸易的政策主张等，这同样是跟当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有关，它的目的也是很清楚的，就是论证产业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并且为它出谋划策。我们再看德国的历史学派。德国为什么会有李斯特经济学？当时德国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如果采用英国和法国的自由贸易理论和政策，德国将始终处于不利地位。所以，为了适应德国赶超英国和法国的需要，李斯特批评英国和法国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新的生产力理论和国家经济学，并且明确提出了保护关税的政策主张。之后，马克思创立了新的政治经济学。那么马克思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工人阶级解放、为了全人类解放，这是马克思伟大的地方，他不掩饰自己。我们要知道，马克思的理论是科学的，这绝不意味着没有意识形态性，这两个方面是不矛盾的。社会科学本来就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要探讨规律，具有科学性，另一方面事实上就是意识形态。不要去抱着一个空想，认为经济学可以像自然科学一样，彻底没有意识形态性，就像现在很多学西方经济学的人所主张的那样，在我看来这是误入歧途，总把自己打扮成自然科学家一样的人，这是自欺欺人。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吗？不是。马克思很伟大，他像孩子一样天真、单纯，他一方面把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理解为一门科学，同时公开承认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性。
  19世纪70年代产生了所谓经济学的“边际革命”,19世纪90年代产生了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那么，它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为什么出现了效用价值理论？为什么出现了一般均衡理论？其实它们都有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取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像孙猴子一样“大闹天宫”，弄得天下不得安宁，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以后整个西方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这对于资产阶级及其统治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必须取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怎么取代？就是要彻底抛弃劳动价值理论，用效用价值理论取而代之，所以产生了“边际革命”和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发展来看，从马克思那个时代再到列宁时代、斯大林时代，每个时代的理论都是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而发展的。实践中产生了新的问题，要解决新的问题，要确立新的理论目标和目的，要解决新的现实问题，理论必须发展。这也是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规律，就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随着现实任务的转换，理论研究的目的也会发生变动，这样理论本身也就发展变化了。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定的理论形态总是直接由一定的研究目的决定的。
  今天我们考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构问题时，我们首先要弄明白：我们的目的何在呢？我们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当然，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而不是我们个人的问题，这就需要构建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人意识是有重大差别的，很多人一直在个人意识里打转转，没有上升到社会意识的层面。社会意识才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个人意识并不一定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个人意识还要受到个人心理的影响。我们要从社会的层面出发，要了解、思考这个社会现在要让我们干什么，而不是我们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所以，了解时代的需要、社会实践的需要非常重要。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明确说，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是什么意思呢？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是《资本论》这部著作的最终目的。那么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又是为了什么呢？也就是说马克思本人以及他的整个理论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呢？在这个序言中马克思没有说，但是在其他地方有大量的解释。实际上，马克思写《共产党宣言》也好，写《资本论》也好，以及写其他大量著作，其宗旨或根本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唯物史观，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通过研究资本运动规律，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从而为无产阶级运动和革命提供理论基础。这是马克思给我们提供的最重要理论财富，也是他给人类留下的最宝贵理论财富，到今天为止也是不可否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了整个人类世界的发展史，改变了世界。马克思在理论和认识上给我们解决了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资本主义由于资本自身的局限性迟早是要被替代的，而不是像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所说的那样是永恒的。这个理论观点太重要了，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今天的世界、今天的资本主义和过去野蛮的资本主义是不一样的，当然它还没有完全去掉它的野蛮性。在世界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功不可没。所以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最重要遗产就是这个理论和结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与成立、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等都跟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关。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要强调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这不是随口说说的，不是挂招牌。对于今天中国的发展来说，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来说，“社会主义”四个字太重要了。这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来源于马克思，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充分的认识。马克思非常好地完成了那个时代赋予他的以及他自己所设定的理论任务，虽然不能说是无可挑剔，有些细节问题还可以更加完善，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无人能替代。总之，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的研究目的是非常清楚的。
  今天，社会主义革命早已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已经进行了60多年并且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那么，如何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呢？显然我们不能照抄马克思。卫老师曾提到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毫无疑问，这两个方面是有区别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主义的，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除了研究社会主义部分，还要研究世界经济，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甚至要研究当代的发展中国家的一系列问题。显然，这些内容是不能全部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里面的，所以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是很清楚的。
  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任务和研究目的，就是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怎样才能使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呢？裴长洪教授的观点我很认同，我们一些人天天谈现实中的问题，对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不正常的现象发发牢骚是可以的，但那不是理论任务，我们要干的事就是要问为什么，为什么这样而不是那样，道理何在，有些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这应该是我们作为学者和理论工作者应该做的事情，这一点要特别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根本任务和根本目的就是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服务。显然，这个任务和马克思当年的任务是有差别的，过去很多人都讨论过，马克思的任务就是要革命，而我们今天的任务是要建设，尤其是我们经过了4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现在需要理论，经验很重要，但不能是经验主义。我们怎么把付出了非常多代价的道路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增强我们的自觉性，使得我们未来的发展尽量减少代价，尽量有更好的发展，这应该是我们的职责，也应该是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的研究目的和《资本论》的研究目的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从根本上来说，经济学就是要揭示规律，同时为了人民大众，为了人类的解放，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样的地方。同时我们又要看到二者之间的差别，马克思的理论任务是为工人革命提供基础，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进一步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导。显然，我们的理论任务是双重的，甚至是多重的，因此，我们的研究目的也是多重的。
  从我们今天的现实实践和需要出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确立三个层次的研究目的：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已经呈现出来的发展规律。为什么这么表述？为什么说是已经呈现出来的发展规律？大家都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不成熟、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正像每个人一样，任何事物在不成熟的时候，在不发达的时候，它的规律性不一定都能呈现出来，就像我们看一个小孩，两三岁的小孩有明显的性格吗？恐怕很难说。一个人的性格是在他的生活当中经过大量的经验才能形成的，只有通过经验的积累才能形成性格，很小的孩子恐怕很难说有什么性格。1956年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处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到今天有些地方已经比较成熟了，而有些地方可能还不是很成熟或者很不成熟，所以我们要揭示的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有一些东西现在说不上是规律，非得说它是个规律能行吗？理论要揭示规律，但要揭示的必须是客观存在的规律，不是人为想象出来的东西。
  第二，由于现在规律表现得不是特别充分，只是一部分，可能有很多还在形成过程当中，还不是特别明显，所以我们的理论研究不能止于揭示规律，而是要进入第二个层面，就是要着力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经济的运行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我们政治经济学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尚有不足。我们读一下现在的教科书，看完以后觉得中国没问题了，可是把书一合，走出家门或上网看看新闻，就会发现满地都是问题。难道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眼睛一闭不看现实及其问题吗？显然不能。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存在许多矛盾，有些甚至非常尖锐，难道我们作为学者、作为理论工作者可以闭眼不看吗？我们在理论上不要反映这些矛盾吗？恐怕是不行的。我们的良知过不去，我们的学生跟你过不去，中国的老百姓跟你过不去。所以问题和矛盾不能回避，我们要在第一层的基础之上，以第一层为基础进一步深入分析我们中国经济运行的现状，而且要分析其中的问题和矛盾。如果是到此为止，可能跟一些专门挑刺的人没两样，光讲问题没答案，不是越看越让人泄气吗？我们还得出招。
  第三，我们今天的政治经济学跟马克思面临的任务不一样，马克思告诉我们说资本主义必然要灭亡，但是社会主义要怎么建设，特别在中国这样原来比较落后的国家怎么建设，马克思并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和方案。这是我们和马克思不一样的地方，马克思那时候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工人阶级革命问题，这是他那个时代的主题。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实践，我们必须为改革和发展提供建设性的对策主张，不能只给出一个观点，要有大量的论证，要立得住，要证明逻辑是什么，关系是什么，怎样才能解决某个问题。作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针对我们现实当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政策主张。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三重任务，具有三个层次的研究目的。怎样从这样三个方面去着手构思我们的理论体系、理论内容可能与追求一重目的不一样，仅仅局限于揭示规律这个范围，可能并不能完全适应现实实践的需要。不是说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后面的两个方面都没有，而是说从理论体系构建角度来讲，能否更加明确一点。我们是否可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概括为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运行状况及其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建设性对策主张？应该把这三个方面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科学性、现实性与建设性的有机统一，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需要、党和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