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的朝臣，真的算不上励精图治，通常情况下，耗费在玩乐的时间要比理政的时间多很多。
  即便是赵曦推行监察衙门，也没有在这方面去禁止。
  比如饮宴，比如游玩，比如家妓，比如合同制婢妾，比如官员捧花魁，比如臣工争娇娘等等。
  赵曦后世记着的，那些传承的诗词，不是卿卿我我就是花天酒地，也说明国朝的风气是怎样的。
  朝臣从来没有紧张过朝政，就是来参加大朝会的也一样。
  结果这几天不一样了。
  当内阁把五年规划的提议通过以后，进京的朝臣开始忙碌了。
  因为官家开始不断的召见朝廷各衙门主副官，每一位官员最少一个时辰的奏对时间，让处于汴梁的官员突然紧张起来了…～
  没办法，赵曦也知道太仓促了。制定一个国家的五年计划，肯定不应该是这么短时间能做好的。
  五年规划，是涉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大课题，是需要前期调研，充分论证，共同参与等等诸多流程后，才能制定出一个符合实情的规划。
  而如今的国朝，根本就没有过先例，甚至没有过这种思维…～或许也不能这样说，富弼韩琦说过的二十年不言兵事，应该算是规划类的建言。
  现在，赵曦提出了用文字形式，形成大宋的五年发展规划…～
  这个规划的基础是什么，内容包括那些，五年后要发展到什么程度，推行那些措施，采取那些办法，各州府郡县如何分配任务，六部九卿衙门又担负什么责任等等，都需要一一阐述。
  鉴于朝廷臣工，包括内阁大臣都没有一个形象的概念，只是被接受了官家的理念。赵曦不得不自己来完成。
  好在当下的社会分公还没那么详细，好在这是一个新的理念…～反正除了他赵曦，也没人懂。
  尽管只需要做出一个框架来，赵曦还是想尽量做的可行，所以，他不得不召见朝廷各衙门的主副官，逐个了解国朝的实际情况。
  这也有个好处，他能对国朝有个大体的认知。
  可惜，朝臣们真有点让他失望。
  “这是第六个被官家训斥的了！”
  韩琦这话针对性很模糊，好像是说官家严苛，又像是说臣工无能。
  “训斥？以我看就该贬黜！衙门主官不知道衙门的事务，有何颜面居朝堂之上？”
  这种事不用专门打听，朝堂都流传了。张方平也有门生故旧找上门求指教的。
  “官家这是要盘底呀！”
  富弼模模糊糊的能触摸到官家的意图。不太确定。
  “盘底？”
  陈升之疑问。
  “就看官家召见臣工的奏对情况，好像还真是盘底，也确实是在盘底。不过，官家提出的五年计划，是必须有现在的底数才能制定计划的。”
  王安石不觉得那些官员不该被训斥，也认为官家这番操作有必要。
  “如此看来，我等内阁大臣也有点不称职了。待官家有了样本，就该我等介入了。”
  富弼自觉有点惭愧。
  当天议事，内阁大臣是通过了官家五年规划的提议，可对于如何制定五年规划，都不条理。
  时间太紧，官家为避免出现反复的错误，就先自行拟定了。这对内阁大臣而言，确实有点不长脸。
  “有点求全责备了！”
  韩琦的这话倒是没人反驳。也确实有点求全责备了。
  听到的官家问话：国朝一年有多少新生儿？各州府郡县新生儿又有何差异？国朝去岁的耕田多少？开荒多少？分别是在那些州府？种植那些作物？亩产多少？国朝五谷种植的比例，各州府郡县又有什么差异？
  我的天呀！他们这些内阁也算是能吏了，可即便是他们遇到这样的问题，也一样是一问三不知。
  官员的考评，开宝九年制定的官吏考核标准，即：政绩尤异者为上，恪居官次、职务粗治者为中，临事驰慢、所莅无状者为下。
  也就是说，确乎有突出政绩的，可评为优秀；谨慎治理官事，能大致履行职责的，可算为中等；做事拖拉，应付了事的，则为下等。
  这些考核标准重在对慢作为、乱行政的严格约束，强调的是官吏政绩。
  景德元年，在原来考核内容的基础上，加大了廉洁自律的比重，即：公勤廉干，文武可取，利益于国，惠及于民者为上；干事而无廉誉，清白而无治声者为次；畏懦而贪，漫公不治，赃状未露，滥声颇彰者为下。
  天禧元年，朝廷下诏：及三岁，不限中外职任，但非曾犯入已赃，令审官院磨勘以闻，当议迁陟”。
  为了保证实现绩效考核目标，还细化了考核内容，制定了配套律令，如《宋建隆重详定刑统》《吏部七司法》《景定吏部条例》《减展磨勘律》《守令四善四罪》等，对请销假、值班、从驾稽违、公事稽程、请求公事、枉法赃、受所监临赃等皆作出了明确规定。
  先帝时期，地方官任内赋税增减成为考核其经济政绩的一个重要内容。
  对诸路监的考核，重在五个方面，即举荐贤才、案劾贪谬、实户口、财用充足、兴利除害。
  国朝开朝百年间，对于官员的考评，也确实在改进，但像官家这般事无巨细的内容，真心有些吹毛求疵了。
  由于现在官家还没有拿出样本，内阁大臣虽然有些想法，也只是私下里说说。
  但是，对于朝廷各衙门的主副官，可就是大难了。被召见过的，不得不每天钻古纸堆里，历年各州府郡县的奏报中，摘录一些内容，以求能从这些奏报中，找到官家需要的奏对内容。
  至于那些还没被召见的，则是相互打听着，也忙不迭的开始专注于政务了。不仅仅是主副官，就是那些衙门的吏员，也是一肚子苦水。
  赵曦真训斥了吗？其实没有。他也知道这时代不重视数据统计，朝廷各衙门官员也不会重视数据。
  可是被官家召见奏对，出现一问三不知的情形，官家就是没训斥，也让这些臣工自觉惭愧。
  “也不能说管理求全责备，看讲武堂、国营寺、市易寺和工坊城的有对摘录，这样的奏报，确实可让人一目了然。”
  “比如工坊城，从工坊城的人口数、工匠数、商户数、家眷数、新生儿、丁口数，没一项不清楚的。并且，还详细说明了接下来的每年可能递增的数量，也注明了工坊城各行各业的丁口比例。”
  “至于作坊数、每月每年作坊出产的成品数、新工艺创新数等等，均罗列的清清楚楚。军备一项，若不是朝廷需要保密，一样会用奏报的形式让朝廷清楚明白。”
  “既然工坊城能做到如此详细，为何其他衙门不行？安石曾任职群牧司，到任之后，就详细对国朝的牲畜马羊有过调查。”
  “理政者，若想要有的放矢，就应该对所治之政务做到充分熟悉了解！我以为，官家之为甚好！”
  王安石的话，真代表不了大多数朝臣，却最真正领会了官家的意图。
  “不一样！谁都知道，工坊城的基础是原来的讲武堂作坊，也就是由官家理念贯彻最彻底的部门。工坊城的奏报能符合官家的要求这不足为凭。岂能以此为标准要求朝廷各衙门？”
  这一次，陈升之也反驳王安石了。话说，这一次官家确实有点苛刻了。
  别说是朝廷的六部九卿衙门，就是地方州府郡县的主官，也未必能做到这点。
  “为何不能相提并论？同为国朝衙门，难不成还分三六九等？市易寺的吕吉甫，并非出自工坊城，奏对的记录也一样符合官家要求。”
  “之所以朝廷各衙门被官家训斥，关键还是臣工们没有沉下心去理政！”
  王安石不好意思夸自己，其实他作为前三司使主官，也被官家召见奏对了，一样符合官家的有对要求。
  这根本就不是理由！从内监传到内阁的诸多奏对，文彦博作为枢密院的主官奏对，虽然不算完美，也凑合满足官家的要求。
  不思政务，反倒成理由了！恐怕这些臣工对汴梁娇娘的熟悉，对每年花魁的熟悉，甚至对大宋蹴鞠赛事的熟悉，要比他们所在的衙门更详尽。
  尸位素餐！
  王安石的观点是对的，富弼认同。这也是他认为官家在盘底的原因。
  估计官家的召见不会仅限于朝廷各衙门，接下来肯定也会对入选议政的州府主官召见吧？
  大朝会没几日了，官家准备推出的五年计划能不能在大朝会前完成呢？若是召见地方州府主官，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这几日，官家几乎没间歇的在召见臣工，勤政殿官家办公的殿门前，时常有三五八个的朝臣在等着…～
  赵曦真有心将地方州府官员一并召见了，可惜时间不容许了。
  这是第一次，他也没想过能尽善尽美，只希望能开一个头，传递一种理念，引导朝臣理政的方法，同时让朝臣们感受一下加班的滋味…～
  告诉臣工们，做官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也不该是一件轻松的事。
  赵曦还想引导官员对统计数据的重视，引领官员治政的民生倾向和大局观。
  另外，赵曦也在为讲武堂接下来的职能做铺垫……赵曦把讲武堂的定位，是大宋的官员培训学院，最后形成官员上任之前的岗前培训惯例。
  美中不足的是，他脑子里想起五年规划的念头有点迟了，若是配合着三级决策制同时昭告天下，或许有时间把他的想法直接传递到地方州府郡县主官那里。
  其实，若不完成官制改革和三级决策制，想要推动他如此详细的考评官员办法以及制定五年规划，基本就没有可能。
  或许这样的时机正合适，毕竟是第一次，有个概念，有个框架，指出个方向，让朝臣有个适应期，应该是最好的办法。
  改革，不一定非要引起动荡，特别是大宋还处在几乎算是风雨飘摇的境况下。
  步步推进，才是赵曦改变国朝的一贯风格。
  原本历史的记载，不管是庆历新政还是王安石变法，最终都失败了。
  失败的原因，有新法和新政本身漏洞和弊端的存在，也有利益团体的抵抗，同样也有急功近利的因素，甚至还可能是比较大的权重。
  十几年的谋划，到了接近成功的时刻，更应该谨慎。
  “诸位阁老，这一次朕召见臣工，是为五年规划基础。臣工的有对记录，诸位也都看到了。不乐观。”
  “不过，朕并无追究责任的想法，毕竟国朝以往的治政理政，并不需要如此详尽。朕也是因为五年规划有了这样的做法。”
  “这是朕撰写的五年规划初稿，或者说是个样本也可以。由于朝廷各衙门无法提供确切的数据，所以，朕以为，本次朝会的五年计划，只颁布五年规划的条目和格式……”
  不得不承认，官家制订的五年计划样本，仅仅是条目，就囊括了国朝的所有事务。
  其实，就是一篇格式化文章。这样的文章赵曦还是相当熟悉的，但对于当下的臣工，那就需要仰视了。
  由于没办法玩指导思想，赵曦开篇明义，直接将战略目标提纲挈领了。
  然后在逐条罗列，并解释条目的含义和内容。
  在这个大框架的基础上，赵曦将国营寺、市易寺和工坊城的五年计划直接作为样本定稿。
  将国营寺、市易寺和工坊城做样板，赵曦的目的是想明示讲武堂的作用。
  这也是先易后难的策略。
  先有护卫营，后有新军，然后成就了国朝军伍接受他的治军理念，形成了忠于朝廷的新军体系。
  如今，赵曦算是故技重演，用国营寺、市易寺、讲武堂的五年计划做标杆，促进官员培训制度的形成，然后逐渐改变文臣团体的理念。
  文臣团体相比武将，由于国朝优待士人的基本国策，相对要顽固一些。作为享受特权的一方，在接受新事物时，多少要有抵触。
  而赵曦在大朝会即将召开之时，以参政议政内阁的职责为基础，借五年规划的契机，来撬动国朝文臣治政的固化模式…～
  仓促是仓促了些，确实也是个好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