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铉感觉后槽牙有些疼，滁州，“环滁皆山”的一个地方，田地本就有限，被太仆寺这么一侵占，还能有多少地能种庄稼？
  庄稼打不打得上来，地方上都需要按照黄册征税，没有粮食，那就给钱钞，没有钱钞，那不管，自个想办法。
  这样下去，百姓迟早成为流民。
  为了保住官位，铁铉派卢渊、王坦等去滁州彻查此事。
  大明的太仆寺并不设在京师，而是设在滁州。
  在山丹苑马寺之前，滁州太仆寺统管全国马政。而在山丹苑马寺设置之后，祁连山马政与西疆省马政划归山丹苑马寺管理，但滁州的太仆寺依旧负责着大明其他各地的马政。
  在夏允忠、张永修、王栋、廖恩等人被御史弹劾之后，关于太仆寺的各种弹劾开始满天飞，各部给事中、都察院御史纷纷要求整顿太仆寺，倒查十年，看看是谁在贪污枉法，是谁在贻害大明马政。
  在小教场里的袁岳，竟也被弹劾风波卷入其中。
  给事中吴翟弹劾袁岳自山丹马场解送战马至京师，沿途扰民，尤其是战马不听话，吃了老百姓的庄稼，啃了老百姓的草。
  宣青书看着脸色精彩的袁岳，笑呵呵地说：“这次太仆寺事很大，山丹苑马寺估计也会被整顿，你可要小心点。”
  袁岳呸了一口唾沫，站起来就骂道：“吴翟这个老匹夫，战马送京，沿途县府提供马粮这是朝廷规制，至于跑出去十几匹马啃了百姓半亩庄稼，我们已经照价赔偿了，百姓都没话说，吴翟他嚷嚷个球！”
  宣青书耸了耸肩：“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滁州太仆寺出了如此大的问题，谁知山丹苑马寺那里有没有问题，不把事情闹大，拉下一批人，怎么安排新人进去。别看眼下朝廷平静，底下的水深着呢。”
  袁岳感觉宣青书话里有话，不由地低声询问：“可是朝中有什么大变故？”
  宣青书笑了笑，摆了摆手说：“并不是什么大变故，但自建文朝以来，都察院派遣御史巡视地方错漏百出，诸多问题都是由安全局率先揭发，以致于朝中官员称呼都察院为肚子圆。”
  “何为肚子圆？”
  袁岳不解。
  宣青书拍了拍肚子：“有人编排说，都察院肚子圆，跑不动，一身肥膘眼成缝。当然，这也与一些御史勾结地方，贪污不法有关。”
  袁岳恍然。
  都察院在这些年里虽然办了不少实事，为整顿吏治作出了很大贡献，但能拿出得出手，有影响力的案件，可谓是少之又少。
  现在监察御史张子真弹劾太仆寺，都察院上下认为这是一次大好机会，一扫“肚子圆”的称号，自然要将这件事闹大。
  马政之大，事关大明安危，牵连大明所有行政区域，关联无数百姓切身利益。
  这件事，足够大。
  都察院要立威，要正名，天下就要抖一抖。
  正如宣青书所言，都察院确实将马政之事作为第一大事，都察院都事、经历上书，左右副都御史上书，发展到后面，左都御史戴德彝、右都御史练子宁更是亲自下场，要求对整个马政作全面审查，并追究兵部的失职之罪。
  铁铉承压，苦涩又无法反驳。
  事实查明，太仆寺卿夏允忠、少卿张永修、寺丞王栋等确实如御史张子真所言，罪行累累，十宗罪里面，没一条是冤枉他们的。
  都察院这一把火烧的很旺，准备借此机会拉下一批人，证明言官不是吃素的。可就在戴德彝、练子宁撸袖子的时候，国子监监生顾靖海上了一封奏疏，激起巨浪。
  顾靖海，开封府人氏，第一批自府学直升国子监的监生，在此之前，他不是举人，只是一个生员，即秀才。
  年仅二十九岁的顾靖海，以河南府学第一，国子监统考第五的成绩进入国子监，选修农学院、兵学院。
  顾靖海的奏折内容很简单，也很犀利。
  在他眼里，都察院大肆上书闹腾，那是为了遮羞，所谓“竭力盖掩无能，彰有为于四海”，兵部沉默不敢说话，那是怕担责任，所谓“不敢发一言于天子，恐官帽易首耳”，太仆寺贪污枉法，欺民扰民，那是找死，所谓“手握钱钞过，脖颈试刀锋”。
  锋芒毕露的奏折，引起众官员不安，如此能骂人的家伙可不多见。
  都察院恨，兵部也头疼，都想要收拾这个愣头青。可偏偏内阁支持顾靖海，确切地说，是杨士奇支持了顾靖海。
  杨士奇与都察院、兵部并没有仇，也不是一个看热闹、落井下石的人，只是因为顾靖海在骂完人之后，写了一条解决之策。
  顾靖海认为，洪武时期的马政太过伤民，尤其是以田亩、户数直接摊派百姓养马，给百姓带来了极大压力。太仆寺能钻空子，不就是马政漏洞的结果，是时候废除洪武时期马政，改变强行摊派百姓养马的政策，转行官牧为主、民牧为辅的政策了。
  杨士奇深思熟虑之后，站出来支持顾靖海，并写了一封奏折，进言革新马政。
  早朝。
  朱允炆坐在奉天殿，拿出了杨士奇的奏折，询问百官：“杨阁提议民政收归朝廷，不牵涉百姓，不摊派养马。你们认为如何？”
  不等徐辉祖站出来，铁铉先一步出班：“臣反对。”
  朱允炆看着铁铉，平和地说：“即是反对，就说说吧。”
  铁铉严肃地说：“皇上，战马关系卫所战力，关系大明边防与江山安危，只能加强，不宜减弱。一旦取消民牧之策，百姓压力是减了，可边防压力就重了。瓦剌虽是臣服，却仍有狼子野心。鞑靼并不老实，出没于河套一带，随时可能寇边。各地边关战马缺口巨大，现在远不是取消民牧的时候。”
  徐辉祖站出来附议铁铉：“鞑靼、瓦剌内部依旧有不少主张恢复元朝，南下攻取大明之人。臣以为卫所与边关，应枕戈待旦，做好防备的同时，还应积极筹划北伐事宜。一旦朝廷需要北伐，就必须动用大量的战马，没有战马，军士们如何与瓦剌、鞑靼作战？”
  “须知，瓦剌与鞑靼不是帖木儿。帖木儿进攻时，没有战略纵深，没有后退可能，只能选择与大明主力决战。瓦剌与鞑靼可以随时撤退，随时转移，若没有足够的战马，凭借着两条腿，如何能追得上敌人？我进敌退，我退敌扰，又如何取得战果？”
  朱允炆知道百姓的压力大，也知道民牧有诸多不合理的地方，可这些年来一直没有动这一块，并不是遗忘，而是不能动。
  战马关系着大明的边防、军队战力。
  在建文初期，整个大明军队里，战马还不到五万，京军还不到五千战马，可怜的数字让人心酸。如果取消民牧，只靠着官牧，那大明战马的数量什么时候能增长起来？
  昌都剌之战，京军出了一万骑兵，其中过半战马自于民牧。若没有这些承压的百姓，大明想要打造一支像样的骑兵都难！
  委屈了百姓，换来的是战马数量的增长，军事实力的增强。现在是建文九年，朝廷还要继续委屈这些百姓吗？
  第一千零九十九章 革马政
  兵部与五军都督府虽有文武之别，但在涉及到军队战斗力的问题时，其立场是一致的。
  铁铉与徐辉祖的观点很明确：战马就是战斗力。
  朱允炆看向杨士奇，平和地说：“说说你的理由吧，说服不了他们，又如何说服朕。”
  杨士奇听出了朱允炆的弦外之音，皇上是支持自己的，可想要改变眼下的马政，需要充分的理由。
  理由，有很多。
  杨士奇出班，以洪亮的声音喊道：“皇上，臣之考虑有三点。其一，自洪武六年设置太仆寺，强行摊派民间百姓牧马至今已三十余年。江南十一户人家养一匹马，江北五户人家养一匹马。若养护不当，马驹病死，需百姓赔偿。”
  “一匹马一年耗用，少说也要六两至八两钱钞，寻常百姓之家，忙碌一年剩余又有多少？拿出仅存钱钞去养马，百姓困顿，稍有疾病困难，便难以为继。民牧战马俨然成为苛政，百姓苦其久。”
  徐辉祖皱眉。
  苛政，这话是不是说得有点过了。
  以江北论，五户人家分摊八两，一家一年也就合一两六钱，老百姓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吗？
  杨士奇抬了抬笏板，继续说：“第二，民牧三十余年，虽有成效，然成效甚微。据臣所知，洪武三十年，民牧上缴战马合八千，然能充入军营，适合作骑兵的尚不足九百。”
  “以民养马，如养牛羊，不善奔跑，无以行远，且马瘦膘少，难适严寒边关之地。洪武三十一年，边关中奏报战马累冻病死七百余，大部出自民牧战马。臣不禁自问，行苛政，损人心，劳无数百姓之力，尤不能得充裕战马，当真还要继续下去？”
  铁铉看向徐辉祖，徐辉祖沉默不言。
  没错，百姓养马，养出来的往往只是马，不是战马，用来拉东西，走走短程还行，想要长途奔袭，辗转千里作战，难。
  百姓谁会精通养马，他们的逻辑就是喂马草，伺候好吃喝，溜达溜达就行了。可这种养马方式，只能将好马养废！
  战马战马，需要从小打基础，时不时奔跑、锻炼。
  你让一个平日只跑一里路的短跑马，突然改跑三五十里路，战马受不了，也跑不动。加上民牧养出来的战马多数营养不良，个子不够，按照骑兵的标准遴选，确实许多马不能用，只能沦为拉马车、驮载货物的马。
  这个现象的长期存在，也是大明养了三十年马，始终无法支撑朝廷战马需求的一个原因。毕竟一次战役折损一万多战马，民间需要七八年才能补充上来。
  朱允炆凝眸，看着杨士奇，有些震惊地问：“八千民牧之马，能入军营的不到九百？”
  杨士奇肃然回道：“此事是否属实可问兵部。”
  铁铉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回答：“杨阁所言不虚，然每年能有九百战马，也好过全无一匹战马。”
  朱允炆摆了摆手，挥退铁铉：“八千只得九百，朕要得一万战马，就需百姓养马十万不成？如此数目可谓触目惊心！”
  杨士奇重重点头，再次说：“第三，祁连山马场已运作多年，每年可向朝廷输送战马不下四千。
  在打败帖木儿之后，西疆天山马场随之建立起来，自建文七年初至今已两年多，明年开始便可向朝廷输送战马，预期每年不低于战马五千，加之太仆寺其他地方养育战马，每年朝廷可增战马一万三千余。”
  “臣以为，年增一万三千战马，五年之后，朝廷战马保有量将突破二十五万，十年之后，战马数量将在四十万至五十万之间。臣以为，官牧有祁连山、天山两大马场，又有朵颜卫进贡，茶马古道、瓦拉鞑靼互市，朝廷已无强制摊派百姓牧马的必要。”
  朱允炆盘算着，打下哈密，打下亦力把里，占据天山南北，特别是与帖木儿的战役让大明一次获得了大量战马，给大明马政带来了极大改观，也带来了大量的优良马种，为天山马场打下了基础。
  杨士奇的估计是靠得住的，大明现在也没有大型的战事要打，对战马的迫切已不如洪武年间。虽然大明与瓦剌、鞑靼迟早会几次，但朱允炆喜欢一劳永逸，要打，就彻底打服了，彻底控制住，而不会像历史上的洪武、永乐一样几次北伐。
  洪武、永乐都是牛人，洪武一直想要消灭北元，可惜打了几次，折损不少，后来连马都没多少了，没有了深入的本钱。
  永乐倒是本钱不少，出去一趟就是几十万兵力，但这些兵马以步兵为主，骑兵数量不多，难以深入追击，加上人多后勤太重，拖延了行军速度，别人搬家了，他还在后面晃悠。
  归根到底，他们不是没有能力打败甚至是消灭北元或瓦剌鞑靼，而是因为缺乏战马，缺乏一次深入、长期驻扎、持续作战、穷追到底的资本。
  朱允炆相信，自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发动一次真正具备决胜性意义的战争，让草原彻底臣服。
  既然官牧战马的数量已经上来了，继续摊派百姓养马就不应该再进行下去了。
  朱允炆思虑再三，终下定决心：“内阁拟旨吧，昭告民牧之地，百姓之家，朝廷摊派牧马一律交还官府，由官府造册之后，发卖给百姓或商人，日后再无民牧之事。为补偿百姓牧马辛劳，洪武年间准给免一人徭役的，照例准许五年。”
  铁铉、徐辉祖想要反对，却难以找出合适的理由。
  杨士奇赢得了百官的敬重，他凭借着自己的智慧与胆略，移开了压在江南、江北数十万户百姓头上的一座大山，让许多“牧场”重新回归农田。
  马政虽然革新了，但太仆寺的事并没有结束，夏允忠、张永修、王栋等人被押解京师，查实之后下狱待斩，而太仆寺的整顿也随之展开。
  都察院并没有放过这一次整顿官场的机会，抓到就咬，咬住就不放，短短十日，就有三十余太仆寺官员被处置。
  在这个过程中，监察御史张子真、夏洵、陈文儒立下大功，成为了言官中的佼佼者。那一位骂人不吐脏字，文笔犀利的顾靖海，更是领了一纸调令，从国子监直接进入都察院，成为了一名言官。
  戴德彝与练子宁并不在意顾靖海骂过都察院，这个家伙敢骂人，不怕得罪人，是最好的言官苗子。
  事实证明，顾靖海并不是一个投机政客，在进入都察院的第二天，领导、同僚还没认熟，就写了一封奏折，直接弹劾都察院。
  这家伙，狠起来连自己也弹劾……
  戴德彝苦涩不已，练子宁有些无奈，但顾靖海弹劾并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风闻奏事，而是实事求是，一针见血，直指都察院办事效率低下，御史不办事，尤其是地方御史，一年到头连两篇弹劾文书都写不了，要你们干嘛去了，应该强制规定，监察御史下至地方，一年不得低于十二封弹劾奏疏。
  至于弹劾的是主簿，还是知县，亦或是知府，布政使司，随你们，即要真实，负责到底，又要有数量。
  戴德彝有些惊恐，你顾靖海一个月能写五篇弹劾奏章，难道其他人也能？强制数量，你就不怕冤枉好人？
  难道说地方上就没有好的了，没有事也得胡乱弹劾？
  考虑到顾靖海的战斗力实在是旺盛，加上六亲不认，戴德彝也担心落他手里，索性委以重任，安排顾靖海去了江西巡视。
  在马政案进行的同时，五军都督府与兵部联名上奏，请求在京军中设置骑炮兵营，先行摸索与试验骑兵、炮兵结合的战术，研究适配骑兵的火器与战法。
  朱允炆欣然同意，将躲在燕王府里抱孙子的朱棣给拉了出来，让他负责骑炮兵营的组建、训练。
  自从昌都剌大捷回京之后，朱棣就“消失”了，谁上门都是闭门谢客，一律不见。一年也就露面一两次，还是躲不过去的那一种，比如给老朱上陵。
  朱棣知晓，虽然朱允炆不害怕自己功高震主，但自己害怕，害怕沾沾自喜之后得意忘形，最后走上一条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