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曜颇为惊讶：“他是汴梁巨富想来不假，可某曾几何时竟然成了什么晋阳第一巨富？”
  杨姑娘笑道：“河东军械监与其说是河东节帅王府所有，只怕还不如说是你李使君所有吧？若是使君以为外间都不知河东军械监有何等庞大之财力，未免太过小视天下英雄。”
  李曜顿时愕然。他并不觉得外间会有明眼人看出河东军械监之强大，但他从没料到外间之人居然会认为河东军械监就是他个人所有的财富！他更料不到的是，这寇思坚所拥有的财富居然能和河东军械监相提并论！
  杨姑娘见李曜第一次露出震惊之色，心中既兴奋，又有些疑惑。兴奋的是，一直以来自己使用种种手段都难以使之色变，仿佛泰山之崩也难改其色的李正阳终于也有震惊的时候，这说明他的心境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弱点；疑惑的是，李曜对天下大局了如指掌，洞彻十方，可似乎对一些众所周知的事情反而有些缺失，这实在令人诧异。
  不过，杨姑娘心中略一衡量，还是解释道：“河东军械监之富，天下无人比使君更加清楚，奴家就不多做赘述。只说这寇思坚，他本汴梁豪富之家，昔年朱温来宣武军上任，之所以能快速兴起，便有寇思坚大力资助之功。朱温站稳脚跟之后，对他投桃报李，许以河运之利……如今汴梁甚或整个中原地境，但凡在朱温治下，其财货流转，均少不得寇思坚！寇思坚手中有三大商行，分别为船行、米行、布行，几乎一手垄断中原水运、粮米、布匹丝绸等生意，坊间号称‘中州财神’！据说这些年朱温之所以对山东二朱、徐州时溥长期作战而犹有余力，正是因为这中州财神的全力支持……又听闻，这寇思坚正在游说汴梁节帅王府，希望掌握铁器制造与贩售生意……李使君，如今你可明白‘寇思坚’三字之涵义了？”
  李曜听了，心中果然大吃一惊，难怪这寇思坚竟能与河东军械监相提并论，此人所做的买卖，还真是军械监的一个翻版！唯一的不同就是，军械监能做铁器，而寇思坚还不能。但是反过来，寇思坚居然能掌握粮食买卖，这一点军械监却没法在河东掌握住！
  李曜心中慨叹：朱温啊朱温，你这个偷锅贼到底是不懂经济，还是真有这么大的魄力？都说中国古代从来都是重农抑商，可他妈经过老子穿越后的了解，这晚唐……或者说中唐以后，重农抑商之说简直就是扯淡啊！
  其实李曜这想法，既有道理，也未免偏执。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一个重要政策的确是重本抑末，也就是重农抑商。当然，这一政策对保护农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尤其是在封建社会早期更是如此。但从另一方面看，重农抑商的同时不容许新因素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历代的“士农工商”，商人排在最后一位，使得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许多不协调。
  李唐皇朝当然也继承了封建传统的抑商政策。政府对于商贾所进行的商业活动，在时间、空间等方面都有严格的限制和控制。而商贾被称为“贱类”、“杂类”。唐太宗说：“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圻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同时在法律上规定：“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中唐以后，一些士流仍然坚持着“工商之子不当仕”的原则。可见，商贾在社会政治上受到压抑、排挤和十分显然的蔑视。此外，国家对商业活动也管理很严。朝廷征当典当税，粮食买卖税“四取其一”高达百分之二十五；商贾的财产税，每缗税二十。甚至死人和蔬菜瓜果过关也要纳税。
  唐武德六年(623年)按资产定户为三等，武德九年改为九等，以户等征收户税。商贾等级即被列为上等户。玄宗天宝敕令：“朕听政之余，精思治本，意有所得，蔗益于人。且十一而税，前王令典，农商异宜，旧制犹阙，今欲审其户等，拯贫乏之人，赋彼商贾，抑浮惰之业”。这种“重农抑商”思想可以说是贯彻于整个封建唐朝最高统治者的主导行动中的。代宗大历初诏令更对商贾加税二等，从他们的户等即可知国家对其科责很重，商贾的差科当推于前列。
  对商业实行强力控制最重要的手段，是中国特有的官商、官办手工业制度。这种制度既可以使统一大国内部必要的商品交换得到满足，又不致失去对商品经济的控制、垄断。但是安史之乱后，朝廷财政上捉襟见肘，窘困之极，遂在江淮、蜀汉等地大肆掠夺富商。政府和地方长官不仅对商贾在诸道津要地方通过的财货课税，并对他们的买卖也加以课税，甚至税及死者，商贾受到严重苛剥。两税法实行之初，法令规定：“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第二年又“以军兴，十一而税商”，而社会普遍需要的如盐、茶、酒等物品，均由国家集中经营管理或实行专卖，限制商贾获利。而唐自贞元以来的“宫市”之犹，对商贾危害更大，使其受到勒索，抢-劫的情形十分严重。
  朝廷对商贾在经济上的横加掠夺和政治上的肆意压迫，使他们的经济力量，很难有任何保障，甚至连富商大贾有时也不能幸免。如玄宗开元中，没收京兆富商任令方资财六十万贯，唐末富甲广陵的大贾周师儒，后也被封建官吏迫害得倾家荡产，凄惨不堪。因而商贾和朝廷及地方长官存在着尖锐、复杂的矛盾。而中唐以后的政府为确保其利益，更对私贩盐、茶者以极刑惩办。贩卖私盐两石以上就要处死；私卖菜“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私酤酒者竟要连累数家，没收财产。由此造成这些众多私贩的极大反感，进行武装走私和朝廷对抗，并成为唐末农民大起义队伍中的一直重要力量。最出名的，当然是黄巢、王仙芝，彼等均为私盐贩出身，他们的积极反唐，与朝廷的抑商政策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唐廷的“重农抑商”思想和政策，在唐前期，对巩固封建制度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中唐以后经济的发展，由于消极作用的日益增加而露出破绽，而且封建制度的许多致命弱点也决定其不可能从根本上来长期抑制商业势力。从安史之乱后国家不论是征收工商业的税收，还是官府直接经营工商所得的收入均为政府所重视的情况来看，由于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商人的数量和其经济力量有迅速的增长。因此，朝廷出于财政的、社会的、政治的等方面的利害关系，在很多情况下还给予商人以种种优待和保护。也就是说，朝廷一方面要对不利于自己经济基础的因素加以消极的限制，另一方面还必须为自己的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作出积极的努力。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繁盛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大提高为商业的繁荣开拓了较前朝更为广阔的前景。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在农业方面，最重要的农具耕犁，由直辕改为曲辕。尤其是创用犁评和犁箭，可随意调节耕地深浅，大大提高了耕地效率，并得到普遍的推行；其次，得到广泛使用的利用水力转动的筒车和机汲水车，也是这一时期的杰出创造，不但省时省力，且可日夜转动，灌溉功能极著。
  其次，在手工业上，所造载重万石以上大船是司空见惯的。德宗时，荆南节度使发明了疾驰如飞的脚踏船。同时，制瓷业也有所发展，制出的白瓷如银如雪，青瓷类玉类冰，并由于瓷器生产的普通和技术的精巧而取代金银器，日益得到人们的喜爱和提倡。在金银器的制造上，已发明了以手摇足踩为动力的金属切削车床。后世在西安发现的许多精美的各类铜镜，显示了铜镜制作的高超技艺。而从敦煌千佛洞、阿斯塔那墓中发现的大量丝织品，其品种花纹之多，色彩之绚丽等，都充分反映了当时织造、印染等方面的工艺已有相当的发展。南方造纸业的兴起也是手工业重大成就之一，造纸原料大为增加，纸的品种和染色技术均多而且精巧，名纸有剡县藤苔笺、金花笺、六和笺、竹笺、滑薄及茧纸等数十种之多，说明造纸技术走向新的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另一个显著标志是：生产的地方性日益增强，产生了许多专业化的生产区域。以造船、纺织、皮革和金银制造为中心的扬州；成都以造纸、纺织、制盐和金银器皿等而著称；以丝织品质量和数量著称的定州、越州；冶炼为主的莱芜、兖州；盐茶产区的江淮一带等等。这加强了生产商品的倾向，出现了一些经营规模较大、为市场而生产的作坊；而两京及一些州郡为数不少的行会的出现，如铁行、靴行、布行、药行、秤行和织锦行等等，使大唐的手工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再次，大唐经济及社会分工的发达，使人们在社会中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尤其是在中唐以后两税法的施行，更促使农村广泛与市场联系，造成农产品的商品化。因此，商品的数量和种类明显增多。当时市场上出现的商品是“凡货贿之物，侈于用者不可胜记，丝布为衣，麻布为囊，毡帽为盖，革皮为带，内丘白瓷瓯，端溪柴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此外，如粮食、木材、盐茶、糖、药及各类金银铜器等等有百种之多。由于生产的地方性，技术性和专业化的发展，使商品经济较前有了明显的发展，社会中直接生产者的生产社会联系，通过商品关系逐渐开阔，手工业者和消费者的直接联系渐渐被市场所替代，这使得商贾在社会经济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
  此外，唐王朝建立后，为维护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利益，曾积极开发水陆交通和运输，大大便利了商业活动。大唐疆域辽阔，交通发达。曾有记载开元年间陆路交通：“东至宋、汴，西至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盈。每店皆有驴货客来，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至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夜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十里，不持寸刃。长安年间的水运繁盛：“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蜀，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货往来，昧且永日”。这种南北水陆交通的畅流状态，就是在许多地方被割据的唐后期仍保持着，如“江淮河朔间，悉有贾客仗其货卖易往来”，运河水道被人赞为：“今九河之外，复有淇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今为利也博哉”！加上对外海陆交通的发展，使商贾活跃的舞台更加扩大。这是大唐商业得以日益发展，商贾势力得以迅速强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大唐社会经济的发展，产品增加，物价便宜，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小商品生产的增加，大小商贾均投售大量商品，使商品货币关系逐渐扩大和加强，货币需要日增。但是，自武德至乾元初的一百三十多年时间里，私铸钱的现象有增无减。钱币减重和通货数量的增加，造成物价上涨，为商贾乘机牟取暴利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如玄宗元年九月，谏议大夫杨虚以京中用钱不胜滥恶，货物踊贵，上疏日：“日中为市，聚天下之货，而钱无准时的，物价腾踊，乾没相乘，盈虚失度，又非各得其所矣。帝京三市，人杂五方，淫巧竟驰，侈为成俗。至于商贾积滞，富豪藏镪，兼并之家岁增储蓄，贫素之士日有空虚”。商贾豪富大量把持货币，从中获得了丰利。宝应、大历间，朝廷规定了较为正常的币值换算和加大铸钱量，但由于整个社会货币流通的需要日益迫切，和两税法实行后钱币比重上升，以及元和以后全国每年铸钱还不到十万缗，通货数量大减，币价提高，再加上商贾知道铜钱有供不应求的现象，往往积贮现钱，造成了市场上货币的经常缺乏和钱重物轻的局面。这又使的商贾操纵物价，买贱卖贵，大获暴利。而两税法，又往往迫使农民减价卖其物品，增价买其没有的物品，或使农民被迫把农产品投入市场，来换取钱币，交纳赋税，或借高利贷，“是以商贾大族，乘时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垅罢人，望岁勤力者，日以贫困”。农民受到商贾盘剥很重，商贾得以日渐富豪，“自建中定两税，而物轻钱重，民以为患。至穆宗四十年，当日为绢二匹半者，为八匹。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这种钱重物轻的紧张状态，一直持续到唐末。商贾利用币质滥泛和钱重物轻的情况进行摊投机钻营，这也是其势力得到迅速膨胀的一个主要契机。
  中唐以后，商业在各个方面都有有利条件来促进其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朝廷对商贾的优惠政策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中唐以后，盐、茶、酒的榷利和商税所得是朝廷的财政重要来源。为了保持和增加这笔收入。其所有有关这方面的生产者及商贾，均隶属于中央的户部、盐铁、度支等三司，给予免除州县差科杂徭的特权。朝廷非常注重维护所属商贾免受差役的权力。如元和、长庆年间，朝廷两次下令两税外，不许差役追扰应管盐商。官吏若有违犯，竟至所在县令贬黜，刺史罚俸。这些优惠待遇为商贾获利致富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们只要挂名盐、酒、茶商就可以不入州县征。
  其次，朝廷要制止各级官吏侵犯商贾利益。如唐代宗大历末年下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长吏无得与人争利，先于扬州置肆货易者，罢之”。宣宗大中年间，盐铁转运使裴休奏：“诸道节度使，观察使转置店停止茶商。每斤收蹋地钱，并税经过商人，颇乖法理，今请厘革横税，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课利自厚”。
  即便昭宗——也就是当今天子李晔——也或多或少地已认识到商贾的社会职能也是巩固封建秩序的条件之一。为次特地诏令：禁止各级官吏在两京及各地的大小商业市场与津渡，要道之地擅征商旅横赋杂税，如有违犯者，将判以枉法犯赃罪以严厉惩办。朝廷严禁各级官吏阻碍遏制商贾往来和滥征商税，是为确保中央的财政收入，以维护集权统治。同时，朝廷也必须注意这一时期重农和扶商是并存与对立的两种思想及其指导下所采取的措施。
  如王抟一直因为前辈楷模的刘晏，在整顿改革财政上，很多方面都实行重商措施；贤相陆贽主张“商农工贾，各有所专”，能“咸安其分”；韩愈不仅以为农工商应并重，且对富商大贾的坐收厚利毫无非议。这反映了在大唐经济的发展中，商品经济也伴随着一定程度的壮大。面对当时小商品生产者间相互服务，依赖的关系，朝廷不能不对商贾采取一定的扶植政策，通过商贾、百姓多佘产品的出售，获得绢帛、钱和日常必需品等，既有了一定的缴纳国家赋税的钱物，也提高了广大小商品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和收入，国富民强，也就从财政经济上来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
  其三，中唐以后的一些藩镇割据势力和地方长官，对商贾及商业活动也注意笼络和利用。如山东淄青镇的李正已，年年与渤海通商，其孙李师曾说：“率贾人钱为助，以瞻军用”。节度使刘悟掌管的邢州，“是富商最多”。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不仅以经营工商业获行巨款，且“大贾皆假以牙职，所至多陵轹将吏”。穆宗时，湖南都团练观察使崔棱打破湖南“丰年贸易不出境，邻部灾茺不相恤的旧法，通流商贾”。又汴州土豪李宏，凶悖无赖，“强贷商人巨万，毫无一还，商旅惊波”，于是刺史任正理为保障商贾利益，决杀李宏。此外，有不少的地方长官均在辖区内积极施行通商务农的政策，收到良好的经济利益。这些措施，大都有利于商业的繁荣和商贾势力的迅速发展，强大。
  其四，贵族官僚为了满足他们奢靡的生活，也依靠富商大贾贩卖奢侈品的活动。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他们要分配保护商贾的利益。由此造成了这些贩运奢侈品贸易的中外商贾势力的上升。如张籍说：“金陵向西贾客多，船中生长乐风波，年年逐利西复东，姓名不在县籍中，农夫税多常辛苦，弃业宁为贩宝翁。”他们可以往来各地，不入籍不纳税，获至巨富，而那些掌握着珠宝等贵重奢侈品贸易的外商，更是遍于各地，为数众多，开设店面，投放高利贷，大量购田买宅，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庞勋之乱、黄巢之乱相继爆发后，朝廷为筹办军费，大肆搜刮中外富商的金银财宝，之后又想要借钱于外富，遭到不少官吏的反对和斥责，从其不可分割的经济联系乃至更大的政治利益出发，朝廷也不得不优惠和保护商贾。
  中唐以后日益发展的商品生产和交易，引起社会中商品经济成分的比重逐渐增大，迫使封建政权在经济政策上做出一些调整，都给商贾带来直接或间接的便利，这使商贾的经济力量蒸蒸日上，其中有不少变成了富可敌国的豪商巨贾。他们为了保持经济上的优势，继续增值财富，改变自己的卑贱地位，避免封建政权的打击和限制，千方百计地扩大自己的政治力量。封建政权的阶级本质和中唐以后朝政的日益腐败，为商贾谋求其政治力量开启了绿灯，这样，商贾在社会经济、政治上的势力扩大，膨胀起来。
  其五，唐代的富商大贾们主要凭借其经济富有贿赂官府，来谋得经济政治利益，当然这一点，在唐前期就很盛行。如高宗时长安富商邹风炽，因其巨富，常与朝廷显贵游乐，结交朝贵权士之多，实为可观，并能出入宫廷，在皇帝面前夸富，其势之盛，可以想见。武后时，蜀商宋霸子等人能参加宫廷宴，甚至在内殿赌博。蓝田富商倪氏在御使台理其私债，中丞来俊臣接受了他的重贿，竟然“断出义仓米数千石以给之”。钱的威力之大，连御使台也能贿通。而中宗时的众多富商豪贾假递度，降低户等，逃避赋役和补府若吏等，全是由于贿赂官吏，在其庇护下造成的。这不仅加剧了小农的破产流亡，而且使政府的赋税徭役来源也遭到重大损害。中唐以后，商贾贿赂结交官吏之风更为盛行。玄宗时京师巨商王元宝，竟以金银为壁，用钱铺地，随意谒见皇帝。甚至连玄宗也不得不承认“至富查敌贵。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故见耳”。说明占有经济财富的人几乎可与握有政治权力的人相匹敌。王元宝、杨崇义和郭万金等富商，“各以廷纳四方多士，竟于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于门下。每种场文士，集于数家，时人目之为豪友”。不难看出富豪贾经济力量的雄厚与政治力量的迅速上升。由于这些商贾的富裕程度甚至超过了君王，能出入百官公卿的府第，在社会上有其强大的势力。高适曾对富商结交，贿赂官吏所行的种种好处指出：“君不见富家翁，旧时贫贱谁比数。一朝金多结豪贵，万事胜人健职虎。子孙成行满眼前，妻能管弦妾能舞。自矜一身忽如此，却买旁人独悉苦。商贾致富后结交豪贵，就能随心所欲地为所欲为，无恶不作。
  这一时期藩镇势力突长，商贾们更贿赂藩镇，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力量，“商贾胥吏，争赂藩镇，牒补列将而荐之，即升朝籍”，一些藩镇境内，只要商贾及其弟子贿钱献财，就能成为将官。
  大商贿结大官，小贾贿结小吏，逃脱赋役，从两京到各地方上都盛行，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宜宗等朝，都曾下诏令，严禁富商大户在禁军、各级官府和藩镇获得一席之地。诏令的一再颁布，正说明整个官僚阶层的腐败已经无可救药。同时也表明中央集权的日趋衰弱，从而宣告了唐朝初期以来的抑商政策已经彻底失败。商贾势力的膨胀，不仅迫使朝廷承认富商贾本身差役的优惠特权，而且实际上他们已经多是全家都免掉差役了，豪商富贾大都逃脱赋役，官府的徭役赋税全都转嫁到贫民身上，朝廷腐败和一般官僚的贪婪，导致了国家政治、经济的混乱。正是“君与有司受奸商之豢，以毒民而激之乱……朝廷欲之速仇，不得其术，而墨吏贪奸商之贿，为施网罟，以恣其射利之垄断，民穷国乱，皆所费恤也”。由此可见，官商的本质联系，贪官和商贾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利益均沾，共同剥削广大人民，使他们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这正是中唐以后社会危机日趋严重的原因之一。
  其六，商贾们还利用资财来获得经济、政治地位的上升。中唐以后，朝廷为解决财政危机，卖-官之风日渐盛行。如杨国忠遣侍御使“崔众于河东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间得钱百万”。南逃以后商贾乘机大肆逃避赋役。而中晚唐时，自宰相乃至县令等官职均标价列肆出售。为此，商贾们用钱买-官，纳银求职之事层出不穷。“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至德年间，朝廷曾干脆公然告商贾：“如能据所有资产十分纳四助军者，便于终身优复”。为获得商贾资财，不惜给予终身免除徭役的经济特权。僖宗时国库虚竭，贷商旅富人钱谷以应急，而给予御史等官职。
  朝廷的很多无耻官吏也常常不惜高额利息，纷纷向富商大贾借钱。如“自大历以来，节度使多出禁军，其禁军大将资商者。皆以倍称之息贷钱于富室，以赂中尉，动逾数万。然后得之，末尝有执政，至镇，则重敛以偿所负”，宪宗时，郑滑节度使卢群向京师贾人张陟借钱，僖宗时，太原节度使窦瀚也在当地“借商人钱五万缗以助军”。朝廷和文武官吏都向商贾借钱，自然大大提高了商贾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势力。
  中唐以后，朝廷和商贾的经济争夺着重表现在铸币和钱币的积贮上。为统一魏晋南北朝以来混乱的币制，唐高祖于武德四年废除了通行七、八百年的五铢钱，改行开元通宝，每千文重六斤四两，十文重一两，收效甚佳。但随着民间私铸日盛，朝廷多方设法杜绝，但没有效果。安史之乱后，私铸钱币之风更盛，物价猛涨。代宗时规定各种铜钱，平价流通后，商贾将乾元，重轮钱销熔，两税法实行后，只增加了对货币的需要，国家没有增加货币的数量，商贾们往往自己积存钱币，钱币立刻缺少，造成物价的不断跌落。不仅农民和小手工业者遭到商贾剥削，而且朝廷必要的财政开支也经常缺乏。而中唐以后的钱币大多集中在商贾手里。建中年间，韦都宾、陈京就说，如果富商每人留万贯，其余借给国家，则在京一、二十富商钱，能顶政府一年财政经费，而全国一、二千大商之钱，竟能使国家数年所用丰足。为改变钱重物轻给农民和小手工业所带来的沉重负担，保证国家税收，朝廷往往禁止销熔钱币，禁止商贾积存货币，禁止货币流通以及币面交易可用钱帛，纳税可用谷帛等，都由于工商业和商品流通的进一步发展和商贾势力的膨胀而失败。建中时，政府曾强行“借商”和征收“僦柜质钱”，引起商贾们的强烈的反对而“罢-市”，甚至有的商贾“多亡命入南山为盗”，朝廷惧而不得不“诏皆罢之”。从上可知，商贾们在当时社会上已有了相当经济和政治势力，迫使朝廷的支配权力逐渐走向松驰而采取一定的让步政策。
  总之，在唐中央与商贾之间的经济关系对抗中，保持着相互利用，相互妥协的关系。
  中唐以后商贾势力的发展也带来一定的社会影响。
  首先，唐代商贾势力的发展，加速了土地兼并。所谓土地兼并，是指国家控制的编户齐民即自耕农，半自耕农转化为佃农，土地逐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过程。土地对于土地所有者来说，既是一个重要经济收入来源，也是财富的一个保障，而土地占有的多少，是其社会地位和等级的重要标志和接近官场的手段。而且还由于唐朝商品生产虽说较前代有所发展，但还只局限于狭隘的范围之内。独立手工业者和手工业作坊所生产的丝、绢、织锦等等，主要是以官僚地主为贸易的对象，大多数的农民因受残酷的封建剥削，还只能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商品的销路，始终有限，商品生产不可能作进一步的发展，自然经济仍然占优势，而且从战国以来，中国的土地早就可以自由买卖，这样，商业资本向土地投资，当然是十分自然的事。唐开元二十五年均田令在法律上承认了商贾可以授田：“诸以工商为业者，永业、口分田各减半给之，在狭乡者并不给”。不难看出，唐朝商贾势力的增长，政府不得不采取一定的妥协政策。这使商贾可以合法地占有和扩大土地范围。商业资本与土地结合，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商人的一条出路，但由于商贾地主的不断兼并土地和农户，又使得长安朝廷的税收，大大减少。长安朝廷为了弥补这一损失，便不得不加紧剥削，建立新的赋税，唐朝的社会经济，于是就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
  其次，唐朝商贾势力的膨胀，给予封建身份等级和门阀观念猛烈的冲击。随着隋唐以来封建地主经济的长足发展，中央集权的巩固，以及广大人民长期以来反复激烈的阶级斗争，地主阶级内部和社会阶级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突出的表现是门阀士族日趋衰弱，寒门庶族日益强大。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以特定门第作为享受政治和经济上特权的原则已经不存在了。相反，经济力量日益增长而出身寒门的庶族地主参政已很盛行，并在社会经济，政治领域获得越来越高的地位。唐代的富商豪贾属于工商庶族地主集团。因此，一方面，商贾势力随着庶族地主力量的壮大而得以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善于营利，聚财也为整个庶族地主势力的上升，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唐代商贾凭借其经济力量的不断提高，很多的或者用钱买-官，或者以地主的身分通过科举走入仕途，这是促成门阀士族制度瓦解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有一定的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阶段，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定政治制度。
  商贾为官在唐代初期已经出现。如唐太宗时，安州富商彭通献布五千段供应攻辽东军费，即赐文散官宣义郎名号。河东商人裴明礼，“贞观中，自古台主簿，拜殿中侍御史，转兵部员外，中书舍人，为正五品上”，“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凡百司奏议，丈武考课，皆预裁焉”，是皇帝亲信，握有大权。唐“王朝得五品官皆升土流”，“五品家，终身高卧，免有徭役，不易得之也”。可见就在太宗规定了商贾所授的官职不得超过的等级，商贾也可获得十分高贵的官品，打破了“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的局面。封建法令总是根据统治者的最大利益来加以制定，因此，一般的法律形式经常和特诏相矛盾。如高宗时，大商彭志筠献绢布二万段助军，即“特授奉议郎，仍布告天下”。武周时，酷吏候恩止，原是醴泉卖饼食的商贩，也官至五品，岭南投机商陈怀卿“仕至于梧州刺史”，均成为握有朝廷和地方军政大权的显要官吏。这类现象，实质上是和唐最高统治者贯彻执行打击豪门士族和提拔寒门庶族的方针有关。
  自中宗时起，以雄厚财力为后盾，富商豪贾挤入官僚集团，占据了很高的政治地位，商贾入仕的禁令已渐渐消失，肃、代宗时更是商贾贱类，数月之间，上可以达到卿监，下也可以做到州县。不难看出，商贾势力已渗透到国家政治机构的各个部门，使唐朝廷的官员组织成分大有改变。商贾中也有不少以科举为目标，勤奋学习的人，以其优厚的经济条件，通过科举参与政权。如酤酒经商的陈会郎，元和初年考上了进士。
  再次，由于得到宦官、藩镇首领的支持，商贾仕进的门路更为宽广。穆宗长庆二年，朝廷以优待将士名义，非正式地取消工商杂类不得入仕的禁令，允许神策军和京外各镇保荐有功将士。如德宗时，太尉李晨权势显赫，曾保举不少京师大商子弟任“膏腴之地重如职”。更近一点，僖宗时，如今的义武节度使王外存，亦出于商贩之家——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仁兄因为黄巢入长安，使得他家蒙受巨大损失而“首倡勤王之师”，率先起兵南下与黄巢作战，居然最后成为戡乱首功之一。唐末“世为商侩”的吕用之，被淮南节度高骈所重，任其为诸里都巡察使，总掌淮南镇的军政大权。
  商贾广泛被任用为吏，热衷于政治权力，以与其日益增长的经济权力相适应，引起士族的极大不满，但商贾势力强大，又使他们无法抵-制，正是“名臣扼腕，无如之何”。
  而与李曜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的这位寇思坚寇奉义郎，看来便是此中典型。
  李曜闪过一个念头：“能不能‘招安’这个寇思坚？”但转念就被自己否决，站在寇思坚的地位立场来看，自己这个军械监的掌舵人必然是他下意识里最大的竞争对手，而且他在朱温治下混得这么好，岂能接受自己的“招安”？再说，自己拿什么来招安他？
  一瞬间，李曜陷入深深地沉默。
  杨姑娘见他不说话，一时不知他在想些什么，她也是矜持自负之人，当下不再开口。
  车中一片寂静，却已经穿过几重院门，到了宣武军节帅王府深处。
  第196章 顺水推舟
  杨姑娘与李曜等人刚下马车，正好一名王府僚属模样打扮的男子走进院中看见，老远便招呼道：“杨姑娘来得正好，王妃刚刚问过盈香妙坊的姑娘们何时能到……咦？这是何人？”
  杨姑娘不慌不忙，微微一礼：“这位王郎君出身太原王氏，贵名曰照，表字当空，奉家中尊长之命游学天下，这几日莅临敝坊，于诗词曲赋、墨宝丹青等雅事为敝坊教益颇多……王郎君久闻东平王妃贤名，今日听闻王妃生辰，有心前来，却苦于未获请帖，只好来与奴家说道……奴家也知节帅王府自有节帅王府的规矩，只敢答应王郎君带他进来，至于能否面见王妃，只能由张虞侯您说了算了。”
  这张虞侯面貌周正，颇见英气，闻言朝李曜看来，见李曜身长八尺，俊朗翩然，不禁点了点头，露出笑容，拱手一礼：“不意竟是太原王郎君当空兄当面，在下姓张，名汉杰，忝为节帅王府牙兵虞侯。”他见李曜淡然一笑，看似正欲回礼，又补了一句：“家父今为左亲随军指挥使。”
  李曜果然被他后面这句话一惊，宣武军的所谓“亲随军”，不就是后梁的精锐龙骧军么？
  龙骧军乃是后来后梁禁军——即侍卫亲军——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军，兵多将广，辖有四军之众，设都指挥使以总之。在侍卫亲军中，它是马军的精锐部队，其前身可追溯至宣武镇的左右亲随军，素为后梁帝王所重视，除镇戍紧要地方外，多担任野战任务。后梁军中，很多名将都从此军出身。譬如后来威震河朔的“铁枪将”王彦章，也统领过龙骧军。
  但是，此人姓张，他又特意提到他的父亲，想必他父亲在朱温集团中定然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张汉杰，张汉杰……
  李曜忽然心中一动，仔细打量了张汉杰一眼，心中忍不住摇头：“竟然是他，后梁之灭亡，这位老兄功劳不小啊……那么，他那老爸，自然便是张归霸无疑。嗯，此时的张汉杰自己地位还不高，朱温估计对他也没啥特别的印象，他也只好挂出老爸的名头来在我这个‘王氏贵子’面前找点存在感了。不过他老爸张归霸，算起来倒也是个人物，又深得朱温信任，想必在汴梁还是颇有脸面的，我也不能装高门贵第装得过了分，万一惹了张汉杰这种膏粱子弟，在汴梁估摸就不好混了。”
  当下，他便哈哈一笑，正儿八经地拱手一礼：“原来是张虞侯当面，久仰久仰。素闻汴帅麾下‘回马箭’之大名，今虽不得见其人，却已见其子，张将军之武威，照深感矣。”
  张汉杰闻言大喜，眼都笑得眯了起来，偏偏嘴上还要谦虚：“哪里哪里，某不肖家父远矣，安敢得当空兄此赞？”
  李曜马上正色，甚至微显不悦，道：“汉杰兄此言差矣！某之为人，历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当初李并帅麾下，那回鹘儿张污落——哦，也就是李存信——某便当并帅之面，直言其非成事之辈！汉杰兄，某此言实出诚挚，切勿误会。”
  张汉杰听得一愣，心道：“不想这姓王的居然还有在李克用面前说话的份，看来他在王家地位不低。我虽然没什么要求他的，但王家千年名门，笔下能写死人，可不要得罪了。”
  当下也连忙笑道：“当空兄果然爽快……”然后话锋一转：“不知当空兄怎的有意面见王妃？须知如今大王不在汴梁，此番王妃大寿，王妃曾经交代，切忌不可铺张，我宣武军中，就算留守重将，轻易也难得被王妃允许来节帅王府拜贺……当空兄高门名士，某也不必忌讳，王妃虽贤，毕竟女流，如今大王不在，若是频繁接见将僚……这个，这个……恐有人言之畏啊。”
  李曜笑道：“汉杰兄过虑了。今日王妃生辰，就算再怎么忌讳张扬，总也来了些大王之亲信僚属，王妃势必是要见他们一见的。而王妃与他们一见，以王妃之贤惠周全，必是安排在众目睽睽之下，以绝人言。某今日来，无非是久闻王妃大名，欲远瞻而敬之也，又不是来向王妃请教学问，难道还要单独与王妃交谈么？若是汉杰兄方便，只须随意安排一处位置，使某可以遥聆王妃教益，足矣！倘使汉杰兄实有不便，某虽心有遗憾，也当理解汉杰兄之为难，必不会叫汉杰兄难做。”
  张汉杰心道：“我是王府牙兵虞侯，管的就是王府纲纪，今日之庆，王妃虽不欲铺张，可毕竟连盈香妙坊的姑娘们都请来了，莺歌燕舞那是必不可少，届时，这排场又能小到哪去？安排你远远的看一眼，听一会儿，有什么大不了？不过话说回来，这王照毕竟是太原王氏的子弟，说起话来就是听得人心里舒坦！”
  人心里舒坦了，说话也就好听，当时就拍着胸脯道：“若只是如此，张某敢不应承？”他略一沉吟，问道：“当空兄既是望门子弟，琴棋书画，那必然是样样精通的了。不瞒当空兄，某家大王有一习惯，每年王妃生辰，都会找来画师为王妃画像，然后选出佳作，用以收藏。今年大王虽然不在，这习惯可没变，甚至特意传令回来，叫我等亲信之辈切勿把此事忘了……如今画师有三位，不如再加当空兄你一位，去为王妃画像。这样，不仅当空兄可以近观王妃，某也最好安排，天下间无人可以挑出半点毛病，不知当空兄意下以为如何？”
  李曜见他目光一闪，心中一动，暗道：“此人虽是纨绔子弟，心思却也不差。他虽然从我言行举止的表现上基本相信了我的王家子弟身份，但却仍然要试探一番。这为王妃画画，倒也不失为一个试探的办法，王家子弟，经史子集、琴棋书画，岂有一样可以落下？我若说不会画画，必然被他怀疑……问题是老子是真的不会画水墨画和国画啊！泥煤……不如……”
  李曜眼珠一转，忽然面色一喜，欣然道：“既然有这等机会，某虽浅薄，不敢推辞。不瞒汉杰兄，某有一门画技，乃是幼时自创，自问不同于各派。今既有缘，不如便以此技作画，日后未必不是一桩轶事。”
  第197章 汴军核心
  望着远去的张汉杰，杨姑娘嫣然一笑：“人说李使君算无遗策，奴家原是将信将疑，今日看来却是不得不信了……使君莫非真得神仙相助，早知会有今日，是以才创出这一手‘炭笔素描’之画技？奴家虽是女流，亦曾浅习丹青，实不知天下竟有以炭条作画之法，更不知使君何以将此画技命为‘素描’，使君大才，奴家不敢妄自揣测，不知使君可愿为奴家解惑？”
  李曜哈哈一笑：“哪里称得上什么大才！不过是儿时戏为罢了。某尝观我中华固有之画技，历来长于写意，了了几笔，勾勒大概，却使人观一斑而见全豹，此技某谓之曰‘白描’。而某这画法，却恰巧相反，须由无数笔法构成，注重光暗、注重细节，以传形而至传神。又因其只用一支炭笔，不假他物，是以称‘素’罢了。”
  杨姑娘心道：“这李曜看来不像是个信口开河之辈，他对他这手画技如此自信，看来当为不虚。只是此人原已文武全才，领军可以千兵敌万，出镇可以养士济民，校武号称一骑当千，论文足当世之新秀，而如今又新创一门亘古未有、另辟蹊径之画技……天下间怎的便生了出如此人物，却偏偏未曾出在我淮扬！”
  李曜见她不言，只道她是不信，便笑道：“姑娘从未见过这般画技，难以轻信原也寻常，且待张虞侯为某制成画笔，待会儿便可请姑娘品评指点了。”
  杨姑娘微微一笑：“如此，奴家静候使君大作。”
  两人说罢，早有王府内侍前来引路，后面的马车上下来八名盈香妙坊的舞姬，与二人一道，进了王府后院。
  李曜本以为，按照朱温的奢侈，宣武军节帅王府后院定然是雕梁画栋、富丽堂皇的，哪知道进了之后才发现，这里与其他唐风建筑未必有什么两样，若要较真的说，甚至还不如河东的节帅王府大气华美。
  当然，这倒不是说李克用比朱温奢侈，要知道在唐朝时期，河东的地位明显比汴州要高，那里可是“王业之基”，乃是朝廷北都，是李唐“龙兴之地”，地位显赫，历经十七帝，从来都是重中之重，其节度使府自然也非别处可比。
  且说这宣武军节帅王府之中，虽然朱温本人不在，但无论守卫王府的牙兵，还是王府内的内侍，行为举止都十分谨慎，李曜心中点头，朱温能在中原崛起，一时颇有当年曹操之相，的确不是光靠残暴得来的，他于统兵一道，必有其特有的心得。
  这时领路的侍女转头朝杨姑娘道：“杨姑娘，王妃有令，请姑娘内庭相见，贵坊的姑娘们……哦，还有这位王郎君，且请入偏厅休息，一俟王妃与诸位僚属相见，再请各位献技。”
  盈香妙坊的姑娘们显然并不识得李曜，听了那侍女的“补充说明”，都禁不住掩口一笑，弄得李曜心中尴尬，好在他脸皮够厚，轻咳一声，只当没听见。
  杨姑娘的眼角也露出一丝笑意，接着正色道：“有劳姑娘。”又转头道：“你们且去休息，你等苦练多年，今日王妃生辰，除王妃外，余者皆为公卿大将、地主豪绅，正是一展妙舞之时，切莫失误，失了我盈香妙坊的颜面。”
  八位姑娘齐声应了，杨姑娘又对李曜道：“王郎君，你是北地大儒，万事自有分寸，奴家就不多说了。”
  李曜知道她这话的意思，当下微微颌首。
  于是李曜等便被引至偏厅，到了此处，李曜才微觉不适。倒不是别的，只是因为这里安置了八名盈香妙坊的舞姬之外，就只有他一个男人——憨娃儿被当做李曜的书童留在了马车处。
  盈香妙坊在汴梁如此混得开，坊中舞姬甚至被邀请来为王妃生辰献艺，除了舞技高妙，其人自然也都是千娇百媚的可人儿，李曜深知此来的目的绝非是欣赏美女，见她们一个个目中泛着好奇，忙不迭单独坐到一边，眼观鼻鼻观心，干脆思索起朱温的发迹来，此人虽然流氓，毕竟也是个成功的案例，多思考思考，总有所得。
  李曜有着后世的经验，分析一个势力，自然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地利以前早有思虑，趁此刻空闲，他主要琢磨了一下朱温麾下的人才。
  他觉得，朱温势力由中原四战之地起家，短短十几年间，从弱小的宣武一镇至北方强藩，这与朱温统领宣武后吸纳的黄巢旧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黄巢旧部最早追随朱温，是朱温靡下的元勋老将，同时也是朱温部的核心骨干。
  朱温曾为黄巢军将，归降唐廷后被任命为宣武节度使，中和三年(公元883年)朱温率一部分黄巢旧部入主宣武镇，在中和三年(公元883年)与中和四年(公元884年)间又相继有部分黄巢旧部投奔宣武。这些将领为朱温势力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如果具体来看呢？李曜想到，朱珍、庞师古、徐怀玉应是最早追随朱温参加黄巢起义的人员，邓季绮、胡真、丁会则是入黄巢军后成为朱温的部下，这几人在朱温投降唐廷之前便与之保持了密切的主从关系。另如刘康乂、郭言也是追随朱温入宣武的黄巢军士，他们为巢军所执并非主动加入“农民义军”，这可能是其追随朱温投降唐廷的原因所在。以上八人是最初追随朱温入宣武镇的黄巢旧部，在宣武镇中均被委以重任。朱珍、刘康乂为朱温腹心，其余或为亲将或为牙将，可见这些将领与朱温的关系十分亲近。
  葛从周、张归霸、张归厚、张归弁、李谠、李重胤、霍存、李唐宾、王虔裕皆是中和四年(公元884年)时巢军作战不利的情况下相继归降朱温的。这几人皆是黄巢军中的将领，表明其具有较强的作战能力。如葛从周初入巢军便渐升为军校，张归霸在巢军中被封为左番功臣，李重胤则曾被推为刚掩，可知其晓勇。而李谠除了曾任军事将领外又被黄巢任以内枢密使，进入黄巢政权的核心层，亦可见其在巢军中的重要地位。
  这些归降的黄巢军人员在宣武镇中亦有任近职者。如张归弁为牙将，李唐宾为都押牙，张归厚曾统亲军——他后来任左卫上将军，也就是统领亲军的将领。其余归降人员也曾担任重要职务。如霍存曾为诸军都指挥使，葛从周有大将、都将之称(职级不甚明确)。而据史料记载来看葛从周曾为统领大军的军队统帅，如《旧五代史》乾宁三年(公元896年)记:“五月，命葛从周统军屯于恒水，以备蕃军。”《新唐书》记:“李存信攻魏，葛从周引众三万来援，战恒水上”。此外李谠、王虔裕皆曾统领战斗力较强的骑兵部队。李重胤曾领先头步军这样的特种部队，可知也是较为重要的领兵将领。
  李思安、黄文靖、张慎思是主动投奔朱温势力的黄巢旧部，三人皆曾任诸军都指挥使，为重要的统军将领，黄文靖还曾历牙将，可知其在归入宣武后也受到朱温的重视。
  李曜觉得，这些黄巢旧部在投奔宣武后或为朱温的亲将、牙将，或为职级较高的领军将领，可见这些将领在朱温军事集团中的核心地位。不少黄巢旧部也曾在宣武属镇担任职务，特别如张慎思、葛从周、胡真、庞师古、丁会曾担任节度使职位，也表明这些将领是朱温势力中位高权重的军将。
  这些黄巢旧部自加入宣武镇后，便跟随朱温南征北战，立下汉马功劳，在其他军政事务方面也颇有建树。
  首先自然是屡立战功。这些黄巢旧部具有极强的战斗力，在加入宣武后这些黄巢旧部主要负责统领军队对外征伐，屡立战功、频获胜捷，为朱温势力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中和、乾宁间(公元883年一公元897年)朱温势力主要在河南、山东一带扩张地盘，这时朱温势力的主要敌手有黄巢、淮蔡秦宗权、感化时溥以及天平朱暄、泰宁朱瑾。黄巢旧部在与这些对手的交锋中屡获胜捷，战功显赫。
  庞师古，“从破黄巢、秦宗权，皆有功。太祖攻时溥未下，留兵属师古守之，师古取其宿迁，进屯吕梁。溥以兵二万出战，师古败之，斩首二千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