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曜对这段历史不大熟悉，但此时不是表示谦虚大度的时候，于是只是微微点头，示意郭崇韬继续。
  郭崇韬便道：“南北朝初期，仇池氐人成为陇西一支举足轻重的势力。南北双方都试图争取这支势力。当时，北魏已灭赫连夏，势力深入关中；刘宋则恃梁——即今日兴元——益二州为上游屏障。仇池就这样夹在南北双方之间。
  仇池氐人以自己距双方都很遥远，遂在南北之间两相依违，同时接受双方册封，时机有利就发动侵扰性战争。南北双方也试图利用仇池的这种反复无常，鼓励氐人攻击对方的战略要地，以期打开南北双方在秦岭—带的僵局。
  通常，仇池氐人攻刘宋时，往往得到北魏的支持；攻北魏时，往往得到刘宋的支持。仇池攻刘宋，或自阴平袭扰益州，或下兴元以扰梁州；攻北魏则袭上邽(今甘肃大水)。这都涉及到了南北双方利害攸关的地区。刘宋失益州，则失上游之势；北魏失上邽，则关中形势将趋不利。”
  郭崇韬说到此处，李曜心中便微微摇头，暗道：“这仇池氐人只怕下场不妙。”
  果然郭崇韬接着便道：“仇池的这种反复无常，终于将刘宋和北魏卷入了直接交兵。宋元嘉十九年、北魏太平真君二年，刘宋发荆、雍(侨立于襄阳)二州之兵，会合梁、秦二州之军，山兴元进攻仇池。氐王杨难当不敌，逃奔上邽，宋军占领仇池。
  北魏迎杨难当至平城。同年七月，北魏宣称为杨难当报仇，发军会攻仇池。次年二月，宋军被魏军击败，余众退还兴元。北魏占领仇池。此后数年间，刘宋还试图夺回仇池，但都未能成功。北魏据仇池，完整控制陇西，南朝西部形势渐趋不利。”
  随着郭崇韬的解说，李曜也盯着沙盘自己开始分析起来：若由兴元地区向东伸展，两侧地形呈现一种惊人的对称。秦岭向东延伸，然后向北包转，与熊耳山、崤山、华山等山相连，形成潼关险要；大巴山及向东延伸，然后向南包转，与武当山、荆山，巫山等山相连，形成三峡险要。这些险要是川、陕二地成为天府之国的地理基础，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给川、陕势力的东出造成了困难。换句话说，东部势力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这些险要阻击川、陕势力的东出。比如战国初，魏立都安邑，控崤函之险，秦即被遏关中，不得东出。金迁汴京后，扼潼关、守黄河，蒙古亦不得规中原。三峡方面，孙吴和陈都曾扼西陵峡险要以阻击益州之师的东出。
  他的目光微微移动一点，则思索着另一个情况：大巴山脉和秦岭分别向南、北包转，形成三峡和崤函险要，而在大巴山和秦岭巴之间，汉水东流，出秦、巴山地之后，到达南阳盆地。这里却是一片可以纵横四出的开阔地：可以北上三川河谷，可以东出中原，可以南下两湖。这样，当东、西方之间在潼关或三峡正面陷入僵持局面时，西部势力可以出兴元从侧翼打开僵局。
  不过若说自兴元东出、从侧翼打开潼关正面僵局最典型的战例，他倒是知道——那必须是蒙古灭金之战。
  金迁都汴梁后，遣重兵扼潼关，守黄河，企图作最后的顽抗。金人恃险筑边堡城池以御蒙古；蒙古军的优势在其骑兵野战，而视攻城为畏途。成吉思汗此前曾指示伐金方略说：“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成吉思汗死后，蒙古灭掉西夏，兵锋直指金国。窝阔台汗三年，蒙古开始筹划灭金。拖雷献计，述成吉思汗遗意：“金主迁汴，二十年矣，所恃者黄河、潼关之险耳！若出宝鸡，道兴元，不一月，可抵唐、邓。余人失险，首尾不相顾，我取之如探囊底物矣。”窝阔台大喜，遂定下假道于宋以袭金侧背之策。
  于是这年六月，拖雷率骑兵三万，入大散关，连破凤州、洋州、兴元，然后，浮汉水而下，取金州、房州，将出南阳。果如成吉思汗所料，金主闻蒙古兵自兴元东出，急调潼关守兵步骑十五万南下，屯唐、邓之间。这年十二月底，蒙古军在邓州附近的禹山击败金军。拖雷留军一部牵制退守邓州的金军，自率主力北进，直趋汴京。金军闻拖雷军主力北上，亦悉数往汴京靠拢。潼关一带的金兵南调，蒙古军主力趁机自河中渡过黄河，与拖雷军会合，在禹州西南之三峰山围歼这支金军。次年三月，蒙古军围攻汴京。金被迫迁都蔡州。窝阔台汗六年，蒙宋联军攻克蔡州，金亡。
  而南方三峡方面的形势也是一样。自兴元下汉水可以配合自巴蜀东出，打开三峡正面僵局。战国时秦胁楚、攻楚便利用了这一态势。楚立都于郢，西守江关以扼秦军自三峡东出之路。秦已先击灭蜀国，占有巴蜀，又攻取楚兴元六百里地，置为兴元郡。这两个地区遂成了秦胁楚、攻楚的前进基地。苏代策划合纵时，曾向楚王指出过秦由此二地击楚郢鄢重心的便利：“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兴元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这是自兴元下汉水与自巴蜀出长江配合打开三峡正面僵局的—种态势。
  李曜本意此次只是考校一下总参谋部筹划至今究竟有多少能耐，却想不到，竟然引出这一番思考。他心中难得地加速跳了几跳：原来拿下兴元，自己对山南东道乃至荆襄的影响力也能大增，一旦情况允许，甚至可以从兴元出兵……
  他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若从河北、潼关、兴元三路出兵，再配合山东王师范，岂不是可以给朱温来个四面合围？
  第214章 秦王之尊(廿四)
  凤州，武兴军节度使府中，李嗣昭、李嗣源、李存审三节帅以及右羽林大将军史建瑭刚刚拜领过天子诏书，如今正与充当天使而来的中书舍人冯道商议进军蜀地事宜。
  刚刚受封开国县侯、拜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兼关中南面行营都统的史建瑭看着冯道，沉吟道：“可道，如你方才所言，右相的意思大概就是让我等兵分三路，一路取成州、阶州并作出南渡羌水进击文州之势，一路取兴州、过三泉，作出进击利州之势，再一路则直取兴元府，是也不是？”
  冯道点头道：“总参之军议，正是如此。”
  史建瑭与三帅对视一眼，李嗣昭开口问道：“那正阳……嗯，右相可曾安排这三路兵马如何分配？”
  冯道老老实实地道：“老师未曾示下，只说‘国宝既任副总参谋长，具体的作战规划方面，须得有所担当’。”
  李嗣昭点点头，看着史建瑭道：“那就是让国宝拿主意了，国宝你说，怎么打。”
  李嗣源与李存审也道：“既是朝廷谕旨、右相亲点，国宝，你就下令吧。”
  史建瑭略微有些尴尬，他在三帅面前属于小字辈，虽然年龄相差不大，但军中一向都是讲资历的，论资排辈起来，他还真有点不够看。尤其是三帅都是右相的“朋友加兄弟”，他反过来指挥，更有些说不出的怪异。
  按照史建瑭自己的看法，前次凤翔之战好歹名义上是右相亲自挂帅，只是他临走前将指挥权交给自己，自己虽然也实际上指挥了三帅作战，但毕竟是代右相行使军令，与这次全然不同。这一次却是闹大发了，右相竟然直接把“关中南面行营都统”给了自己，让自己去指挥邠宁、保塞、天雄三镇节度使，这未免……
  当下郝然道：“某资历浅薄、经验不足……”
  谁料李嗣昭直接摆手打断道：“好端端地，你学那些文官作甚！我这么给你说吧：正阳是我兄弟，他做事我放心，他既然看好你，决定让你来指挥，那必然有他的道理。你也不要在乎什么资历、经验，你都能考虑到，还怕正阳考虑不到？你就安心指挥，我要是不从军令，你就直接拿刀把我的脑袋割下来给正阳送去，我李嗣昭要是皱一下眉头，就不是带把的厮杀汉！”
  李嗣源听了，也点头道：“正是这般。”他历来沉默寡言，但是有一说一，既然这么说了，那就是真这么觉得。
  李存审则沉吟道：“国宝，你方才有此一说，某意，是因为你还未曾理解正阳的用意。”
  史建瑭心下微微感动，却被李存审这话弄得不解了，问道：“右相有何用意？”
  李存审却转头对冯道说道：“可道，你刚才转述的那句话，且再说一次。”
  冯道微微露出笑容，道：“老师示下：‘国宝既任副总参谋长，具体的作战规划方面，须得有所担当’。”
  “这就是了。”李存审微微笑道：“正阳这是借此事来为总参谋部树立权威。”
  莫说史建瑭，便是李嗣昭和李嗣源也未曾想到这一点上。
  李嗣昭心道：“我只道正阳是特意做此事给我三人看，以示权威，因此我才那般回答，表示绝无不服之意，原来这其中还有别的原因。”当下也朝李存审望去。
  李存审解释道：“国宝的正职是右羽林大将军，乃从三品，我三人为节帅，均为正二品以上，按理说这关中南面行营都统应当在我三人之中选出才是正理。但正阳不仅未曾按此选帅，反而特意让可道转述了这么一句话，其意还不明显么？”
  李嗣昭眼珠转了转：“也就是说，这个总参谋部……”
  “有作战规划和指挥之责权。”李存审肯定地道，然后问冯道：“可道，右相可还有什么交代的么？”他这次不称正阳，却称右相，说明是正经地公务询问了。
  冯道笑着点头，道：“右相说：‘参谋如果不带长，便只有规划、建言之责，并无指挥之权。而一旦成了参谋长，则有负责日常作训及指挥作战之权’。”
  李嗣昭立刻发现一个问题，问道：“参谋长配置到哪一级？”
  冯道回答道：“目前只配置到军，不过右相说了，今后还要下沉一级。”
  李嗣昭心中盘算，按照正阳目前的规划，一军为七千人左右，再下沉一级便是两千人一个参谋长，剩下一千人是牙兵，估计不会设置参谋长，但那还有个问题。于是又问：“还有一事，若参谋长指挥作战，那指挥使的指挥权怎么办？”
  冯道平静地道：“每个参谋长，会带三名或以上参谋军官，若对某一战斗指挥的决议，参谋长及参谋军官全部与指挥使意见相左，则以参谋长的意见为最终决定；若指挥使得到任意一名参谋军官支持，则以指挥使的意见为最终决定。”然后他微微一顿，补充道：“但若在这样的情况下，该军战败或出现明显的指挥失误，则总参谋部会追究失误者之责任，并责成兵部、刑部等从重严惩。”
  此言一出，三帅和史建瑭同时色变。
  他们并不奇怪总参谋部的设立，只是未曾料到参谋长的权力，竟然如此之大！
  其实在中国古代军队中，参谋一职及相应机构早以有之，只是各历史时期称谓各异而已。春秋时代及春秋以前虽战事频繁，但由于当时参战国家的国力基础、军队数量、装备水平、战略战术、冲突规模等综合作战能力与战争烈度，对比后来的战国时代相对较弱，战场上武装对抗持续时间也相对较短，故而春秋时代参战各国中，往往由该国国君或集谋士与将军功能于一身的将领，亲自指挥作战，鸣金击鼓，发号施令。因此，春秋时代算是我国参谋长一职的萌芽孕育期，但当时只是军中将帅行使兼职功能，并未出现专职的参谋机构和相应的参谋长官职务。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公元前512年，被吴王任命为将军的著名军事家孙武，这位对兵法深有研究的谋士，是具有“准参谋长”特征的早期雏形代表，但严格意义上来说，他还不能被称之为军队专职参谋人员。
  而到了战国时代及战国以后，随着当时军事科技的不断进步，军队装备水平获得了大幅提高，参战国综合国力与后勤保障能力也得到长足发展，交战双方不仅有了锋利的铁制兵器，同时，还装备了当时非常先进的弓弩，其箭矢射程超过600步，攻城云梯和舟战钩拒等水陆攻防兵器，开始在军中普及列装。陆上作战时，具有快速反应与远程打击能力的骑兵，于野战中投入使用，实战频率逐步赶超传统步兵，并且在攻城夺塞的包围战中，开使运用地道战法等坑道战术，战争烈度与战役复杂性相对于春秋时代明显加强，有时一次交战的兵力投入，竟高达十万余人，战争相持数月甚至经年。
  正因战国时代，国与国之间政治形势与军事战略不断变化，战争规模进一步加剧扩大，使得自春秋以来的旧有指挥作战体系，难以适应新时代的新军事变革要求，故而，专门替国君和主帅运筹帷幄的专职参谋人员，便应运而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比较早期的古代军队参谋长，是战国中期的齐国军师孙膑，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公元前353年，齐威王“……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谋……”因此，时任军师的孙膑，可以算是中国军事史上，有史可考的最早的专职军队总参谋长。
  虽然中国古代军队作战序列中，军队参谋人员和军事参谋机构，在战国时期便以出现并开始发展，但对行使专职参谋职能的军事人员，职务称谓上却并非“参谋”，而是常以“军师”等各种特定称谓来指称该职。
  而之所以李曜设立总参谋部，给各军配备“参谋长”并不让三帅、史建瑭等人赶到新奇，是因为在我国军事史上，最早出现“参谋”称谓的历史时期，正是唐代。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当时各节度使属员有“……行军参谋，关豫军事机密……”，所以说“参谋”之称谓，便是从唐朝肇始。后来我国现代军队职务“总参谋长”中，“参谋”二字的历史来源也正在于此。作为河东节度使李克用麾下将领，“参谋”二字对于他们而言，再熟悉不过了。
  只是……那“参谋”焉能跟李曜设置的这“参谋长”相提并论？这参谋长的权限简直快要赶上指挥使了！
  “不止如此。”冯道似乎有意继续让他们惊讶：“参谋长与参谋军官必须对每一场战斗进行书面总结，并上交总参谋部作战处和战史处，作为分析和研究之用。总参谋部设总参谋长一名、副总参谋长两名、军需总监一名、纪律总监一名，下辖作战处、作训处、测绘处、战备处、机要处、战史处以及综合处。此次老师亲自担任了总参谋长，史将军及郭安时将军担任副总参谋长，张敬询从河中军械监掌监调任总参军需总监，原河中节度使府军议参谋张审任纪律总监。”
  李嗣昭喃喃道：“……这么一来，兵部还用来干嘛？”
  冯道笑道：“兵部现在有什么用么？今后也无非这么点用了……不过，某听老师曾有意进行一个什么‘军衔’体制，如果成真，怕是要由兵部主持此事。”
  三帅愕然，史建瑭心中也不知是什么滋味，他如今算是李曜的嫡系了，一方面知道李曜的各种改制，自己这样的嫡系肯定是能有好处的，另一方面也担心改制带来的问题。如今……只是希望右相仍如以往一般，什么事情都一早就想好了对策吧。
  实际上对于总参谋部的构架，李曜的确很是费了些心思。特别是对于刚才那个军事主官与参谋长意见相左之后以谁的意见为准，李曜更是对比后世中国的情况之后才作出决定。
  后世中国的总参谋部，作为军队总部机关最重要的一个军事指挥管理部门，在军队指挥架构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加强军队总部机关人员的专业素质化建设，大力推进指挥管理的信息化、网络化，成为李曜穿越前，军队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当时有很多专家表示，在撤消七大军区之后，总部机关的管理负担和指挥负担都将大大增加，所以总参谋部的职能必须大力加强和细分，其运行机制也要作大范围调整。要使其充分发挥出军队大脑和中枢神经的关键作用。作为一个军迷，李曜也是曾经关注过的。
  不仅关注，他还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作为一个军事上的伪德粉，他一直认为19世纪德国陆军科学高效的总参谋部体制，对于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中国军队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这当然不是随口一说，其实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就已经开始仿效德军的总参谋部体制，建立起了自己的参谋机构。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这种行之有效的指挥管理体制，最后却演变成了军队的“秘书处”，“文书处”。为了保证军令政令的统一，为了维护军事首长的绝对权威，参谋部的职能被逐步弱化、边缘化。后来出现的所谓“大司令，小参谋”、“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的比喻，更是充分折射出了参谋在军队中的尴尬地位。那些本该成为军中精英，军中娇子的参谋军官们最后沦落成大司令的复印机、传声筒。参谋军官普遍缺乏独立分析、判断的主观能动性，只参不谋，谋而不断。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制定作战计划，不首先从实战出发，从科学出发，而是一味地去迎合首长的意志，揣摩首长的心思，作业规划严重脱离实际，纸上谈兵。
  李曜觉得这种畸形的指挥管理体制所产生的危害，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前，反映的还不是很明显。原因主要在于当时军中的中高级指挥员大多经历过国内革命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等无数次战火的考验，拥有非常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和优秀的军政素质，再加上当时的作战手段单一，军事指挥还没有形成系统化、信息化，对军事指挥员的专业技术要求并不高等因素。所以军队首长能够比较好的进行“铁腕指挥”。参谋部的重要作用并没有得以充分的体现。换句话讲，当时的中国军队还不具备“参谋部指挥”的历史条件。
  但是到了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时，中国刚刚经历十年动乱，军队战斗力遭到严重削弱，以毛先生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军事指挥员也大多离开了指挥领导岗位，虽然指挥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首长也是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沙场老将，但毕竟几十年久疏战阵，又由于体力和精力的下降，也不可能再亲临前线，掌握战场真实情况，所以“铁腕指挥”遇到了困难。
  然而此时的参谋机构在十年动乱期间，早已变成高干子弟的休养所和晋升中转站，鱼龙混杂，素质低下，根本不可能履行正常的参谋职能，在首长无法作出正确决策时，不能适时承担起军事指挥的责任，也缺乏这种相应的激励机制。于是最终导致了中国军队在开战初期的惨重伤亡。试想一下，如果当时中国军队已经建立起职能完备的、科学高效的参谋部指挥体制，就肯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致少也可以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血的教训，殷鉴不远。
  一个相反的例子，则是1898年9月18日，赫尔姆特·冯·毛奇出任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在接任总参谋长的职务之后，毛奇对总参谋部的组织机构进行了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使德军总参谋部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军队的先进指挥管理体制。为德国赢得统一战争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军事基础。自1815年以来，德国有近半个世纪没有打过大仗，从上层高级指挥员到基层普通士兵都普遍缺乏近现代战争经验（对比中国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的情况，有很大的相似之处）。但德军却依靠科学高效的总参谋部运作机制，最终赢得了战争胜利。德军总参谋部对统一战争的进程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一时期也是以毛奇为代表的普鲁士/德国军官团将总参谋部推向了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无风注：此事前文有述。]
  二次大战前期，德军发明了“闪电战”这一先进作战样式，但这种作战样式，从未在战争中实践过，效果究竟如何，能不能顺利实施，都存在巨大的风险。德军总参谋部从策划、组织、训练，到最后实施都进行了大量科学而周密地运作，终于把“闪电战”这一最初只是头脑中的一个闪念，彻底转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可以运用自如的战争进攻利器。二战前期的德军同样也有二十几年没有打过仗，参加过一战的有经验的军官和老兵大多已告老还乡。开战初期，因为缺乏经验而造成的不必要伤亡也屡见不鲜。就连古德里安这样大名鼎鼎的“装甲兵之父”的坐车，也因为司机听到炮声后的慌乱，翻进了沟里。可见二战前期的德军并非是后人想像中的骁勇善战，不可一世。
  但是为什么这样一支军队却能取得摧腐拉朽般的辉煌胜利呢？这其中最大的奥秘，就是德军严谨高效的总参谋部体制，这种体制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所有的作战行动和计划都能向科学性，合理性靠拢，能够最大限度地将未知风险降至最低，而将效能发挥到最大。这种体制能够在局部出现问题的时候，通过有条不紊的宏观调度，而在整体上仍能保持对敌的战略优势。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德军的总参谋部体制对于那些长时间没有进行战争，缺乏现代作战经验的军队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一支作战经验缺乏的军队要想在未来战争中取胜，就必须用制度和科学来武装自己。李曜一直是着眼于未来的人，随着地位的攀升，他现在很有信心“中兴大唐”，问题是中兴之后的大唐该往什么方向走去。如果今后又有长时间没有战争的国情出现，一旦战争来临，会怎样？这就是总参谋部设立的意义之一。
  其实在后世的时候，也有人认为18世纪的东西，不可能适用当时的现代军队。马克思辨证唯物主义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在螺旋式地上升。纵观人类军事发展史，历史上所有军队的指挥模式其实就是在“铁腕指挥”（统帅决策型）与“参谋部指挥”（军官团决策型）这两者之间相互转换。其发展的链条是：铁腕指挥（亚利山大、汉尼拔……）——参谋指挥（总参谋部制度）——铁腕指挥（首长负责制）——参谋指挥（信息化总参谋部）。
  李曜觉得，在看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参谋部指挥”模式时，绝不能认为只是简单的重复。而应该是一种更高级阶段的发展和再生。但是这前后二者之间，最基本的实质是一样的，原理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实现的外延和形式发生了适应当时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已。这就是他为什么认为18世纪的德军总参谋部体制依然值得现代历史条件下的中国所借鉴的原因。
  现代战争是信息化条件下的高科技战争，军队建设模式也正在向信息化，网络化发展。跨军种的联合作战，和诸兵种的合成作战，将是未来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信息化战场上的各种作战信息和指挥指令，更是会以天文级数的规模，向上汇集，向下辐射。战场的深度和广度都在向陆、海、空、天、电无限延伸。在这种条件下，单靠军事首长一个人的头脑，一个人的力量是根本不可能完全未来的信息化作战指挥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个职能齐全的，高效率，高专业化的参谋决策团队予以支撑。这就是未来军队指挥模式必然向“参谋部指挥”回归的历史大前提和根本条件。所以，未来的参谋部不但要参会谋，更应能决善断。以“军官团决策”，“科学决策”取代“铁腕决策”是大势所趋。参谋部的职能和地位，也应重新得到尊重和重视。
  而反过来，在唐朝实现“军官团决策”，也完全可能。唐朝连宰相制度都是“宰相联席会议”模式的，军队里弄类似模式，根本没有人在思想上不能适应。
  同样，在适用性上也没有问题：李曜带来了许多新的战术、思想，这必将改变战争模式，从而加大战争的负责程度。譬如火药武器的使用、测绘技术的进步等等，当各个“学科”发展得越发细致，光靠一个统帅决断所有大小事务，失误的可能性太高太高。霍去病之类的战争天才不是雨后春笋，那种杰出人才毕竟百年难遇，与其依靠不定时出现的天才，李曜觉得依靠汇聚精英智慧的“军官团决策”更为保险。只不过考虑到传统思维惯性，他才依旧保留了相当大一部分军事主官的决定权罢了。
  但参谋长制度的崛起，似乎已经不可避免。
  李嗣昭叹息一声：“管他是朝廷决议还是右相决议，我等只须照办便是，也无甚可说了。国宝，你就来安排这三路兵马的配置好了，我等三人早已说过，服从军令，绝无二话。”
  第214章 秦王之尊(廿五)
  麟德殿中，李晔正观赏歌舞，面前放着一爵玉露酒。舞蹈曼妙，美酒盈香，可李晔却总有些神思不属，目光时不时有些飘忽，时不时又有些呆滞。
  孙偓不知何时走了上来，远远奏道：“陛下，右相上疏，坚辞秦王之册封，只肯接受左右十二卫大将军及增邑、礼仪等授赏。”
  “啊？”李晔仿佛被从梦中惊醒，一时还有些失神：“右相坚辞秦王……为什么？”
  “这……”孙偓觉得这话问得太失人君之像，但也只得硬着头皮漫天胡扯：“右相自谦，德不足而行难及，故不敢受封大国。”
  李晔这时反应过来了，脸色莫名一白，忙将歌女舞姬通通赶了出去，连内侍小黄门都不留，又将孙偓招至跟前，踌躇问：“爱卿，你说……右相是不是知道了那件事？”
  孙偓面露苦笑，涩声道：“以今日情形来看，当时长安的一切，怕是都瞒不过右相法眼。这是一局早已设好的圈套，圈套中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设计者，实际上不过螳螂与蝉罢了，那最后的黄雀，从头到尾都只是右相一人而已。”
  李晔面色刷的一下惨白，嗫嚅道：“那……那朕欲收回神策兵权之事，右相也……也知道了？”
  孙偓此时看着皇帝的模样，那心情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毕竟为人臣子，只能忍着心中不快，闷声道：“此事已无侥幸。”
  李晔立即坐不住了，起来急得转圈：“那却如何是好？这些藩镇，最要紧的和最忌讳的，可都是兵权！你说……李存曜不肯要秦王，却接受左右十二卫大将军之职，是不是有了什么想法？”
  孙偓见这皇帝越发沉不住气了，心中一点信心也消失殆尽，叹息道：“陛下是担心右相欲为不忍言之逆？”
  李晔不知怎的，忽然暴躁起来，怒道：“如今这长安便似囚笼一般，连朱温都打不进来，天下再无人能来救朕了！”他大口喘息，忽的一脸悲伤，含泪道：“朕这一生，虽是位尊九五，却历经坎坷，无论世人如何看待，朕自己实已看淡生死……朕只是……只是不愿做这亡国之君、不愿做这不肖子孙啊！”
  孙偓犹豫再三，终于重重叩首：“陛下，臣有一言，不知当不当讲。”
  李晔无力地摆摆手：“说罢，说罢，想说什么就说出来罢……如今朕这身边，也没几个人愿意说真话的孤臣了……”
  “臣遵旨。”孙偓跪在地上，叩首不起，恭敬异常，话却惊人之极：“陛下，恕臣大逆不道之言：若有一日右相……南面天下，大唐必不至亡，陛下也绝不会是亡国之君。”
  李晔面色一变：“你是说……”
  “密使从代州带回来了代州李家族谱，也就是右相族谱，现在已然查明右相的确出自天家……正是让皇帝苗裔。”
  李晔颓然坐倒，也不知是失望还是轻松，喃喃道：“他自己……知道么？”
  孙偓果断道：“为人子者，岂能不知其父？为人者，岂能不知祖？”
  李晔惨然一笑：“是了，他岂能不知……爱卿说这话的意思，莫非是说这皇位兜兜转转上百年，最终要还给宁王一系了么？”